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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對穆斯林的看法差異分析

  〔內容提要〕九一一事件到如今的16 年中,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在反恐戰略、穆斯林移民政策,以及與伊斯蘭世界的交往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越來越大。民主黨與共和黨業已嚴重的“極化”更因在穆斯林問題上的不同立場而惡化。兩黨在穆斯林政策上的分歧不僅在其各自政府任內有鮮明體現,而且在2016 年的總統大選中也展現得淋漓盡致。由于遍布全球的利益,以及強大戰略力量和全球干涉能力,美國對穆斯林的態度對其自身國際地位和對外關系都有重大影響。

  本文所論及的美國穆斯林(Muslim Americans) 并非指所有生活在美國的信仰伊斯蘭教、信奉真主穆罕默德為先知的穆斯林,而是特指以外國公民身份遷入美國的穆斯林移民。本文也不包括美國本土的改變信仰者和黑人穆斯林(African AmericanMuslims)。因為黑人穆斯林所信奉的伊斯蘭教派系不同于傳統的遜尼派和什葉派,而是“伊斯蘭民族”(Nation of Islam,簡稱NOI)。這一派系于20 世紀20 年代誕生于美國本土,作為黑人民權運動的一部分,其主要目的是擺脫“美國人”這一身份,從而重新被“非洲化”(re-Africanized)。

  本文所分析的美國兩黨對穆斯林的立場差異,主要分為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國內層面包括如何對待美國穆斯林人群,如何對待與穆斯林有關的國內極端暴力活動。國際層面,包括如何處理與伊斯蘭國家的關系,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勢力,調解巴以問題,以及是否接收中東穆斯林移民(當前的焦點是敘利亞難民)等。從小布什總統的第二個任期開始,民主黨與共和黨圍繞這些問題進行了糾纏不清、無休無止的博弈。尤其在2016 年的大選中,穆斯林問題作為一個集種族、宗教、移民、反恐和外交的綜合性議題,使兩黨候選人產生了多次交鋒。可以說,在美國政治極化大背景下,兩黨對穆斯林問題的不同看法,也在逐漸“撕裂”著美國。

  本文在分析民主黨與共和黨的黨綱、兩黨政客的公開言論、總統簽署的行政命令、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國會立法建議與投票記錄的基礎上,對民主黨與共和黨在穆斯林問題上的分歧進行考察,并試圖回答以下四個問題:兩黨是否在穆斯林議題上存在分歧? 如果有分歧,那么具體原因是什么? 這些分歧對美國內政和外交又有什么樣的影響? 這種分歧是否將持續下去?

  一、民主與共和兩黨在穆斯林問題上的政策差異

  民主黨與共和黨在對待穆斯林群體方面的分歧,至少是從小布什政府執政時期就初步凸顯了。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相較于民主黨而言,共和黨政府傾向于制定針對穆斯林的限制性政策。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建立了國家安全出入境登記系統(National SecurityEntry-exit Registration System,簡稱NSEERS),這個系統旨在追蹤那些可能對美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威脅的人,主要針對來自包括阿富汗、印度尼西亞、朝鮮和摩洛哥等25 個國家的出入境人員,要求他們在入境時提供詳細個人信息和指紋,以備國家安全部門監控。而這25 個國家除朝鮮之外全都是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小布什政府對穆斯林的真實態度由此可見一斑。九一一事件之后,“有8.2 萬穆斯林被要求進行特殊登記,8000 人被美國聯邦調查局叫去詢問,超過5000 人被拘留,還有515 人被驅逐”。

  2016 年,奧巴馬總統卸任前徹底廢除了這一系統。奧巴馬被共和黨認為是高危地區的敘利亞接收了上萬名難民,然而這些難民在安置的時候遭受到多個州的抵制。在這些抵制敘利亞難民的州長中,只有一個民主黨州長。 由此可見,不僅是兩黨的總統對待穆斯林的立場涇渭分明,而且黨內其他政客也態度基本一致,足見政黨意識形態對這一群體的看法差異。特朗普上任后,迅速發布了禁止七個以穆斯林為主要人口的國家向美國移民的禁令,該禁令遭到奧巴馬執政時期任命的多位聯邦法官的駁回。 然而,聯邦法官目前已經妥協,特朗普的“禁穆令”雖然打了折扣,但是依然在逐步落實。

  其次,民主與共和兩黨對伊斯蘭文化的態度差別明顯。共和黨傾向于對伊斯蘭世界進行“美國化”改造,而民主黨政府則不介意與伊斯蘭世界在“存異”的前提下開展合作。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國主流輿論將伊斯蘭文明描述成一種瘋狂的、復古的、壓迫婦女的,與美國自由、民主的新教文明格格不入的文明。 小布什政府認為,伊斯蘭極端勢力是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來源,中東則是伊斯蘭極端勢力的核心地帶,確保美國免受跨國恐怖分子襲擊的唯一有效方式便是徹底從文化層面改造中東地區。2002 年9 月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美國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積極地致力于穆斯林世界的民主發展”。 同年12 月,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任的理查德·哈斯發表的“促進穆斯林世界民主化”的長篇演講稱:“我們知道美國能夠而且應該更加有所作為:促進民主,包括在穆斯林世界促進民主,是布什總統和鮑威爾國務卿的首要目標”。

  而奧巴馬上臺伊始就放棄了小布什政府的“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 2009 年他在聯合國大會上表示:“民主不可能從外部強加給任何國家,每個國家都將有謀求一條基于自身民族文化和歷史傳統的道路”。 展現了與小布什政府截然不同的立場。在宗教方面,雖然小布什多次表示,伊斯蘭主義不等于恐怖主義,但是九一一事件以后,他在國會發表的演說中提出:襲擊美國的恐怖分子所信奉的是“伊斯蘭極端主義學說”。雖然他強調了“這些被恐怖分子奉為神明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學說早就被穆斯林學者和大部分穆斯林所拋棄”。 但是對恐怖分子伊斯蘭教徒身份的強調,無疑對穆斯林造成了消極的影響。他還認為“恐怖分子的理論就是要把所有的基督教徒殺死,要把所有的美國人殺死,不管是軍人還是平民,也不管是婦女還是小孩”。 這無疑將美國與恐怖組織之間的戰爭擴大成為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宗教戰爭,也即是小布什自己口中的“十字軍東征”。 這種帶有強烈宗教色彩的話語無疑是將伊斯蘭教同新教立國的美國對立了起來。所以小布什時期的反恐戰爭,也被人認為是一場宗教戰爭。

  2008 年,奧巴馬贏得大選后一再聲明,決不與穆斯林為敵,并強調美國同伊斯蘭世界的良好關系及其本人同穆斯林的歷史淵源。 而無論是奧巴馬還是希拉里,在談論恐怖主義時都非常謹慎,多使用“暴力極端主義(violent extremism)”而非“極端伊斯蘭(radical Islam)”一詞,淡化了反恐戰爭的宗教色彩,以刻意與小布什政府反恐政策保持距離。

  2016 年的大選被稱為美國建國以來最分裂的一次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和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在多個場合就涉及多種領域的多項議題表達了截然不同的立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話題之一就是二者在穆斯林問題上的巨大差異。特朗普從競選一開始就對穆斯林表現出了極度的不友好,他提出“完全和徹底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的主張,聲稱要關閉清真寺、對穆斯林實行強制登記、建立數據庫,對穆斯林和任何與“伊斯蘭國”有關系的人實行嚴密監控。 而希拉里則表示:“我們需要穆斯林成為我們國土安全的一部分,需要同盟國家一同打擊“伊斯蘭國”,我們沒在與伊斯蘭打仗,是在與極端分子作戰。 可見,二人在穆斯林問題上態度明顯差異。如果說兩位候選人的言論帶有較強的個人色彩,那么體現兩黨執政理念的黨綱則體現了兩黨在穆斯林問題上的分歧。共和黨新發布的黨綱特別強調:“我們必須特別審查那些從恐怖主義國家或與伊斯蘭恐怖主義有關的地區進入美國的外國公民”。 而民主黨的黨綱則針鋒相對地指出:“我們譴責唐納德·特朗普對……穆斯林……的妖魔化。”

  第三,從民主黨與共和黨“基本盤”來看其各自對待穆斯林的立場差異。共和黨的支持者更加歧視穆斯林群體。根據卡內基梅隆大學在2013 年進行的一項社會實驗顯示,在美國絕大多數“紅州”( 即共和黨控制下的州) 中,應聘者的簡歷中如果包含有暗示此人可能是穆斯林的信息的話,該應聘者就很難得到面試機會。實驗數據顯示,在簡歷中包含有暗示宗教信仰的信息時,17%的暗示自己信仰基督教的應聘者收到了雇主的面試電話,相比之下在簡歷中暗示信仰伊斯蘭教的應聘者只有2%接到了雇主的面試電話。

  據統計,約59%的美國人認為如今的美國存在著對穆斯林群體的歧視,而此種共識之下隱藏著巨大的黨派鴻溝。因為74%被調查的民主黨人都認可這一歧視現象的存在,然而只有42%被調查的共和黨人承認這種歧視現象,認為美國社會存在著對穆斯林群體歧視的保守派共和黨人只有32%,而62%的保守派共和黨人否認了該現象。

  由此可見,共和黨的支持者對穆斯林的態度更負面,而且他們更支持對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恐怖襲擊活動采取暴力手段。相比之下,民主黨的支持者對穆斯林的態度更友善,并盡力把恐怖主義分子與穆斯林群體區分開來。可以說,從普通黨員到政黨高層,民主黨與共和黨在如何對待穆斯林的問題上存在較大的差異。

  二、兩黨對穆斯林的看法存在差異的原因

  當今的民主黨與共和黨都成型于19 世紀中后期,當時的民主黨主要集中在南方,而共和黨主要集中在北方。共和黨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為了反對民主黨控制下的美國南方的奴隸制。內戰后,共和黨成功廢除了南方的奴隸制度,卻無力改變南部白人的種族主義傳統,雖然共和黨在此后四五十年間一直掌控著聯邦政府,但也無意在消除種族歧視上進行更大的努力,而民主黨則首先在種族議題上做出了改變。

  在民主黨政府執政時期,1964 年《民權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 和1965 年《選舉權法案》(The Voting Rights Act)通過,民主黨成為以有色人種為代表的少數族裔的政治代表。作為應對,共和黨制定了“南方戰略”( Southern Strategy),吸納有種族優越感的南方白人選民。民主與共和兩黨在種族議題上的持方實現對調,兩黨的選民也在此基礎上實現了“重組”(Realignment),兩黨在在種族議題上的政策分歧越來越清晰。 與此同時,選民重組造成的兩黨實力均衡化又使得兩黨的權力斗爭加劇。 近年來,穆斯林問題可以說是兩黨在種族議題分歧上的一個新表現。

  首先,從意識形態方面看,雖然美國如今有上百萬的穆斯林,但占總人口比例很低,尤其是非美國出生的穆斯林移民,更是眾多族群中不折不扣的少數族裔,政治影響可以忽略不計。而少數族裔卻是民主黨長期以來的關注與幫助對象,期待其成為未來增長的票倉。雖然絕大多數共和黨政客極少在公開場合發表具有種族歧視色彩的言論,而且黨內也有一些有色人種的活躍成員。但是相較于民主黨,共和黨毫無疑問有著更強的白人至上主義色彩。

  除了在政治和社會議題上的意識形態差異之外,宗教觀上的差異也對兩黨穆斯林政策造成了影響。一直以來,美國都堅持宗教自由和宗教寬容的理念,與此同時,以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文明為基礎的新教文化一直沒有放棄對新移民的同化,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種同化努力非常成功。但新教文明在馴化伊斯蘭文化的過程中卻遭到了巨大的阻力。這是因為新教和伊斯蘭教都強調自己在文化上獨一無二、優于其他文明,因而不屑于被其他文明所馴服。此外,這兩種宗教都有較強的血緣繼承性,盡管這并不代表穆斯林無法被新教化。根據對紐約市伊斯蘭社區的一項研究表明,當地的穆斯林在日常倫理的一些方面已經新教化了。 然而對美國人尤其是信仰基督教的白人而言,伊斯蘭教對美國價值觀構成了直接挑戰。這不僅在于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在歐美世界發動的恐怖襲擊,而且在于信奉新教的美國人發現穆斯林是“不可消化”的群體。正如倫敦大學教授、政治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 SlavojZizek)在評論巴黎恐怖襲擊時所言:“伊斯蘭如何可能在基督教這一終結了所有宗教的宗教之后浮現?”這表明西方社會對伊斯蘭教普遍存在著的傳統偏見與恐慌,由于近年來發生西方的恐怖襲擊活動而被激活。

  第二,從兩黨博弈的角度看。福山在評論當代美國政治時認為,“否決政治”(Vetocracy)越來越主導了美國政治的運作。 所謂“否決政治”,指的是一個失控的政府系統,其中沒有任何一個部分能夠獲得足夠的權力去做出決定并采取行動。否決政治之所以在當今的美國如此盛行,除了兩黨意識形態的對立外,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中兩黨政治力量勢均力敵,都會從對方的形象受損中獲益也是原因之一。因此,民主黨與共和黨都不停地在尋找能給本黨形象加分同時能讓對方形象受損的議題。

  九一一事件發生時,正值共和黨同時掌控白宮和國會,因此共和黨發動的針對極端穆斯林組織的反恐戰爭就打上了鮮明的共和黨烙印。小布什政府在短期內獲得了超高民意支持,而反恐戰爭作為共和黨政府的一項重大“政績工程”,很快就遭到了來自民主黨的反對。 民主黨之所以反對將伊拉克戰爭加入到自己的議程中,一方面是為了凸顯與共和黨的不同,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知道共和黨一定會在這個問題上堅持自己的立場。 2002 年,國會對是否發動伊拉克戰爭所做的表決中,來自于搖擺選區或州的民主黨議員大多投了支持票,而當時不需要在短期內參加競選的民主黨議員多半投了反對票。 然而,以2004 年為節點,隨著國內反戰聲音變強,民主黨開始一邊倒地站到了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立場上來。

  不僅如此,在伊拉克戰爭開始不久,民主黨議員就在眾議院提出了對伊拉克戰爭進行調查的議案,由于共和黨占據著參眾兩院的多數,民主黨的這一提案沒有被通過。但在之后的2004 年大選中,民主黨候選人約翰·福布斯·克里( John ForbesKerry)在競選一開始就表明了堅決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立場。于是,正如許多其他內政外交議題一樣,陷入政治極化的兩大政黨,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也毫無懸念地落入了“否決政治”的怪圈。

  在小布什政府前期,盡管美國發起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出現阿布格萊布監獄(Abu Ghraib)虐囚丑聞和國家安全局(NSA) 監聽國內電話事件,共和黨控制的第103 屆國會(2003~2004)只舉行了37 次聽證會,2004 ~ 2005 年,對阿布格萊布監獄丑聞只舉行了12 小時聽證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在2003 ~ 2004 年對伊拉克戰爭只舉行了9 次聽證會,不到其舉行的全部聽證會的10%。 2006 年11 月,民主黨重新奪回國會兩院控制權后利用人數優勢,在眾議院順利通過了自伊拉克撤軍的提案。同時,民主黨展開了關于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一系列聽證會,為小布什政府的中東政策推進制造了障礙。

  第三,從選民基礎上看,兩黨在穆斯林問題上出現差異,一定程度上是由支持雙方的選民的偏好決定的。由于兩黨在許多議題上的差異越來越明顯,因而,許多選民根據自身的受教育水平、經濟狀況和種族身份,在多次選舉中都投票給一個特定黨派,這種被稱為“政黨分類”(Party-sorting) 的現象,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么民主與共和兩黨會在穆斯林問題上立場對立。

  當前的民主黨是一個比共和黨更具異質性的政黨,因而包括更多樣性的意識形態和議題立場的集合。 所以,對民主黨而言,包括穆斯林群體在內的少數族裔是其選民基礎的核心之一,是中期選舉、總統大選,以及地方選舉中舉足輕重的力量。尤其是穆斯林選民集中居住在佛羅里達、密歇根、俄亥俄和賓夕法尼亞等“搖擺州”,因而能否取得這些選民的支持對于能否贏得總統大選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對共和黨來說,少數族裔并非其選民基礎的核心,它的核心部分由有堅定新教信仰的白人男性所組成。

  而從小布什當選以來,共和黨的基本盤就由大量信仰基督教的白人男性構成,他們對伊斯蘭這種難以被同化且具有明顯異質性的宗教一直懷有一種恐懼,九一一“恐怖襲擊”更是加深了這種恐懼。面對恐懼的時候,他們本能地選擇了用對抗的方式來化解。 因而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共和黨的政客更喜歡展現對穆斯林的強硬態度。

  可見,無論是兩黨政客所代表選民的政策偏好,還是政客本身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謀劃,乃至兩黨整體為了博取上位而采取的斗爭策略,在穆斯林問題這樣一個復合焦點議題上采取對立的立場都是一種必然,因而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兩黨在穆斯林問題上的斗爭愈演愈烈。

  三、兩黨在穆斯林問題上政策差異的影響

  作為世界上最主要的宗教之一,伊斯蘭教不僅是許多國家法定或事實上的國教,而且在美國也有著眾多信徒。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在穆斯林問題上的差異與爭斗,對兩黨自身、對美國的政治生態乃至國際政治,都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

  首先,是對兩黨自身的影響。民主黨與共和黨對待穆斯林態度上的差異,在注重“標簽”的美國政治中給兩黨都打上了深深烙印。民主黨在穆斯林問題上所持的開放包容性立場,獲得了伊斯蘭世界的普遍好評。在美國國內,民主黨對穆斯林的友好態度使得原本堅定支持共和黨的穆斯林群體站到了自己這邊。 在2004 年之后的多次選舉中,絕大多數穆斯林都堅定的投票給了民主黨。 在國際問題上,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和世界范圍內的伊斯蘭國家關系獲得了顯著的改善。

  然而,在不少對九一一事件難以忘懷的民眾看來,民主黨刻意淡化極端穆斯林在暴力襲擊事件中的作用是對恐怖主義的縱容。持這種觀點的人并非少數,不僅絕大多數共和黨人對奧巴馬刻意回避穆斯林在恐怖活動中的作用表示批評,甚至在民主黨內部的一些猶太人政客,也用實際行動拆了奧巴馬政府的臺。2016 年參眾兩院高票通過的《對恐怖主義資助者實行法律制裁法案》(Justice Against Sponsors of TerrorismAct)就是紐約州民主黨籍的猶太人議員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 和共和黨參議員共同提出的。

  共和黨對穆斯林群體的不友好態度也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共和黨對穆斯林的強硬態度使其確保了自身“基本盤”的穩固。特朗普的“禁穆令”雖然遭到美國媒體和知識界的全面聲討,然而一項針對共和黨人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共和黨人支持特朗普的這一決定。 另一方面,共和黨失去了絕大多數的穆斯林選民,而且使得共和黨的種族主義色彩進一步強化。

  其次,是對美國政治生態的影響。2000 年的總統大選“分裂”了美國。小布什當選后的演講表示自己要做一個團結者,而非分裂者。 然而,在他任期內及之后奧巴馬執政,直至特朗普當選,兩黨在一系列問題上的斗爭,不僅沒有使得美國的“分裂”得以彌合,甚至使得兩黨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特朗普更是被《時代周刊》稱為“(美利堅) 分裂國總統”(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可見美國國內兩黨政治分歧之嚴峻。

  共和黨對穆斯林的負面態度,導致了美國人權狀況的倒退。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國穆斯林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劃分為“內部敵人”或者潛在的恐怖分子。他們成為仇恨犯罪的目標,被懷疑,被歧視,社區中心經常遭到襲擊,民主權利被限制,穆斯林慈善組織也被貼上“恐怖分子”的標簽。而這種歧視居然“有理有據”:“美國人擔心的是生活在他們身邊的穆斯林即便不是潛在的恐怖分子,也有可能是恐怖分子的同情者,至少是承載著美國的敵人所擁有的異質文化。”

  盡管民主黨對穆斯林的態度較共和黨友善許多,并在當政時期實施許多有利于消除對穆斯林不利的政策措施,但是并沒有真正改變美國穆斯林群體在國內受歧視的狀況。皮尤中心的調查報告顯示,九一一恐怖襲擊之后的穆斯林在融入美國社會的努力中遭受的困難越來越大。

  最后,是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兩黨在穆斯林問題上的爭斗,一方面使得美國的對外戰略產生了搖擺,另一方面使得各自的外交政策產生了內在矛盾。

  一方面,奧巴馬政府上臺后的首要外交目標就是改變小布什政府以反恐戰爭為核心的外交戰略。奧巴馬將“反恐戰爭”降級為“反恐行動”,使美軍得以逐漸從伊拉克和阿富汗這兩場戰爭抽身。2010 年8 月31 日,奧巴馬宣布駐伊作戰美軍任務結束,伊拉克安全部隊將接管伊拉克境內的安全。 2014 年12 月29 日,奧巴馬宣布阿富汗戰爭結束。標志著美國以反恐為對外戰略重點的時代到此為止。 奧巴馬在任期內,努力將美國拉回多邊合作,改善小布什時期的美國“單邊主義”國際形象。奧巴馬兩個任期所形成的外交遺產,在特朗普總統上臺后不到半年的時間里就被消耗殆盡。

  另一方面,民主與共和兩黨政府都試圖徹底改變對方政府的外交戰略,但都無法繞開對方所強調的問題。民主黨政府企圖終結“反恐戰爭”,但無法回避恐怖主義泛濫對國際政治和美國安全造成的雙重壓力。而共和黨政府試圖用軍事手段徹底解決恐怖主義的做法,在伊拉克戰爭之前就失掉了苦心經營多年的盟國支持。

  以奧巴馬政府為例,2009 年12 月1 日,奧巴馬總統在美國軍事學院發表演說,表示美國將向阿富汗地區增派3 萬余名美國士兵,以扭轉不利局面。與此同時,他指出這部分增派的部隊將于2011 年7 月前撤回,以保證阿富汗不會成為“第二個越南”。多位觀察家指出,奧巴馬的這一演說傳遞出一對相互矛盾的信息:一方面,增派軍隊顯然是為了加強對塔利班的威懾;而另一方面,明確的撤軍時間表使得塔利班組織可以等美國退出后再從事大規模恐怖活動。

  這些矛盾的信息如果放在“極化”的背景下就很容易理解。一方面,奧巴馬政府既要回應結束“反恐戰爭”的黨內訴求,尤其是黨內反戰人士的偏好,維系黨內穩定,兌現其競選承諾,又要防止共和黨人就國家安全議題對其施壓,以換取共和黨在其他議題上的合作。

  綜上,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在穆斯林政策上的“極化”,不僅使兩黨內部的分化進一步加深,破壞了兩黨各自的政治形象,而且使得美國的對外戰略無法擺脫“短命”的陷阱。隨著兩黨在穆斯林問題上的分化,美國對外戰略的“鐘擺效應”將會越來越強。

  四、穆斯林議題對美國政黨極化的影響

  與穆斯林政策差異相類似的兩黨對立,在當前美國政治中并不罕見。事實上,在政治極化成為美國政治最鮮明特色的今天,民主與共和兩黨在穆斯林問題上出現政策差異是一種必然。政治極化指的是在美國政治中“民主與共和兩黨之間由于意識形態的分歧和對立日趨明顯,同時兩黨內部意識形態同質化增強而導致兩黨議員在國會立法中,一黨的多數反對另一黨的多數……兩黨在一些重要的國內政策問題上的政黨意識形態分野和政策立場分歧日益明顯。”這個定義主要包括三層內涵:(1)極化表現為民主與共和兩黨及其選民意識形態“同質化”;(2) 兩黨在國會中的黨派沖突越來越嚴重;(3)兩黨在核心政策問題上的分歧日益加深。“極化”現象是當代美國政治的最鮮明特征。

  關于極化產生的原因,美國政治學界眾說紛紜。有的學者認為,民權運動之后白人和黑人為代表的“少數族裔”的種族矛盾,是民主與共和兩黨在諸多議題上產生矛盾的本質性原因。 另一些學者認為,兩黨的議題塑造傾向,是造成政治極化的根本。以穆斯林為例,共和黨在談及穆斯林議題的時候多將其包裝成一個安全問題。而民主黨在談及穆斯林議題時多將其包裝成一個文化和種族問題。 還有學者認為,兩黨及其支持者的宗教信仰選擇,是造成兩黨對立的一個主要原因。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民主黨與共和黨在意識形態、選民構成、執政理念等諸多方面存在分歧。

  在意識形態方面,兩黨對穆斯林看法的差異不斷擴大,且持溫和觀點的選民和政客都在不斷減少。民主黨代表的自由派,以大政府為核心,堅持集體利益為重,支持同性戀,墮胎和控槍,絕大多數民主黨人都支持給非法移民一個合法化的機會。共和黨代表的保守派,以有限政府為核心,堅持個人主義,反對同性戀、墮胎和控槍,同時要求驅逐非法移民。 由于共和黨的支持者大多是白人,因而這種意識形態無可避免地會倒向或者至少給別人造成一種白人至上的印象。

  皮尤調查中心的研究顯示,黑人、年輕人和有大學學位的人(民主黨的主要支持者)比其他群體認識更多的穆斯林,而他們對穆斯林的態度也更為友好。超過一半的和穆斯林有私人聯系的人認為只有極少數美國穆斯林是“反美”的,而在沒有穆斯林朋友的群體中(該群體以共和黨支持者為主),持相同觀點的人只有31%。 可見,穆斯林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與美國長期存在的種族議題有相關性。而兩黨在穆斯林問題上的政策差異,也進一步推動了兩黨極化的加深。

  兩黨選民的“固化”也使得民主與共和兩黨在政策選擇上越走越遠。根據意識形態的不同,美國選民的政黨選擇已經越來越固定。現如今絕大多數的美國人已經按照意識形態的左右分別選擇民主黨或者共和黨了。蓋勒普公司在2009 年的一項關于美國人的政治身份調查中宣稱,現在美國很難找到保守的白人民主黨或者溫和(自由)的白人共和黨了。據統計,美國人口中25%的人屬于白人自由派民主黨,23%的人屬于白人保守派共和黨,只有11%的人屬于白人溫和( 自由派) 共和黨,保守的白人民主黨更是只占總人口的6%。 黑人、拉丁裔和其他少數族裔都是民主黨的擁護者,而共和黨的支持者則主要集中在白人群體當中。這一方面因為共和黨在“南方戰略”實施之后更加帶有白人至上主義色彩,另一方面與白人傳統的新教倫理相契合。蓋勒普公司的調查就顯示,絕大多數白人民主黨是接受過大學教育的無神論者。這些白人民主黨支持者大多期望能通過政府來實現社會的公平。有色人種作為民主黨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大多有著堅定的宗教信仰,但他們也需要民主黨的福利政策支撐他們生活下去。 同時,一些來自亞洲和中東地區的新移民,雖然憑借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躋身美國的中產階級,但是共和黨抹不去的白人至上主義色彩使他們不得不尋求民主黨的庇護。例如2000 年的大選中小布什就是因為在多個搖擺州獲得了穆斯林群體的多數支持而贏得了比對手更多的選舉人票當選總統。然而九一一恐怖襲擊之后,他迅速將矛頭指向了整個穆斯林群體,使得在之后的多次大選中美國穆斯林壓倒性地倒向了民主黨。

  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在穆斯林問題上的差異,給兩黨斗爭制造了一個新的分歧點,導致政治極化的進一步加深。

  結語

  雖然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在關于穆斯林的一系列議題上爭論不休,關于政治“極化”、“否決政治”、“紅藍對立”、美國“分裂”的言論也甚囂塵上,似乎民主與共和兩黨變成了兩個水火不相容的黨。

  特朗普執政后,在中東地區施行了一系列與奧巴馬政府截然相反的政策。首先,特朗普成為第一位訪問“哭墻”的美國在任總統,一方面強勢的表達他對以色列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他對全球治理中“以色列模式”的欣賞;其次,特朗普訪問沙特時與沙特簽訂了數額巨大的軍售合同,回應了沙特試圖修復奧巴馬時期不和諧的美沙關系的努力;最后,特朗普還下令美軍轟炸巴沙爾(Bashar) 武裝力量,展現了他在敘利亞內戰中所持的立場。

  美國與穆斯林世界的關系很有可能回歸到對抗,甚至是暴力對抗,民主黨與共和黨在穆斯林政策上的博弈也將持續。

  尚芾萱: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在讀博士生

  李慶四: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本文鏈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27968.html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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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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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の恩公蔣介石》作者,人稱無風。無黨派人士,久經考驗的愛國主義青年。

中共黨員,大學本科學歷,全國優秀教師,網絡知名專欄作家、多家報刊雜志特邀評論員。

傳播精神文明正能量,鞭撻社會歪風邪氣,矢志不渝,拙筆不墜,愿以筆墨網絡奉獻社會。

2015年度全國“五個一百”網絡正能量榜樣。

歷史愛好者,無黨派愛國青年,有志弘揚中華歷史文化,擅長以史實解讀現實,讓歷史照亮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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