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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伴隨著多數西方國家國內經濟的衰退、資本的跨國流動和傳統產業的空心化以及幾次移民潮的到來,當代西方國家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生態正不斷被解構與重塑,由此所誘發的一系列認同危機、信任危機、參與危機、分配危機等,已成為撕裂西方國家和社會的一道難以彌合的傷口。這種撕裂背后的政治根源是什么?在審視西方國家的社會政治結構時,這又給我們哪些思考與警示?

  一、被拋棄的工人階級

  梳理資本主義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在資本主義的早期進程之中,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沖突尤為激烈。面對大規模的失業、貧困和社會動蕩,對執政精英而言,如何化解社會沖突,維護社會秩序,是不得不需要思考的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福利制度逐漸興起與完善。正如馬克思所言: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維持和再生產工人階級始終是資本再生產的一個必要條件”。(《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60頁)福利制度的設立,是工人階級基本生活公民權利的承認,近乎“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的設立,在某種程度上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提供了穩定的人口結構和勞動力來源的同時,也維系了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認同。但在全球化的市場中,資本和勞動的流動形式都出現了新的形態,資本進一步擺脫了地理空間限制以及政治權力的束縛,并不斷稀釋著原有制度框架內達成的契約。經濟全球化及其附帶的生產方式的變革,賦予了資本更強的流動能力和擴張能力,也帶來了其與責任、道德、共識等價值和社會制度體系的剝離。

  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使其不斷強化生產系統的效率,努力降低生產成本,并且試圖把對它自身的各種社會約束和社會抗爭降到最低,因此,精英們努力把資本轉移到政治和經濟成本更低的部分——第三世界國家。而西方國家的產業工人群體卻因為地理限制和國家間的壁壘難以自由流動,難以去到那些就業機會更多的國家,從而不斷經歷著產業空心化的悲歌。在這種情形下,西方國家的底層勞工與本國經濟、知識精英間的心理和實際聯系都不斷弱化,而國家既要面對外部其他國家間的經濟、政治及制度競爭,也要面對本國工人群體對公平、正義的訴求。但維系增長和對外競爭的需要,無疑加強了西方國家對跨國資本所創造的利潤的依賴,并形成了政治權力與資本以及精英的合謀。由此,精英群體及其組織在政治訴求表達和社會決策體系上獲得了巨大影響力和優先權,而留給底層工人階級的是貧窮、被邊緣化、社會流動機會的喪失和日漸薄弱的談判能力。

  在美國學者福山看來,“美國工人階級衰落的原因眾多,除了技術變革外,公共政策也有著重大影響。但共和黨的政治精英們數十年來一系列的親市場化舉措,使得工人不但面對殘酷的技術和全球競爭邏輯,而且自新政時期以來的多種保障和社會福利也面臨削減,這對工人階級的收入帶來了極大的下行壓力。”

  與衰落的底層工人階級相伴的,還有家庭傳統價值體系的瓦解以及階級固化和社會流動停滯的現實。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查爾斯•艾倫在《美國公民文化的解體》一文中研究發現,“婚姻曾經是美國家庭和社區得以組織的普遍準則。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孩子在單親家庭長大,越來越多的男性工人階級出現失業、吸毒和酗酒等行為,美國正在出現一個和主流價值體系相背離的新的底層階級。而當親屬、鄰里、同事、教會這些完善人的社會需求最靈活的資源面臨消失的時候,工人階級團體也就處在失序之中了。”

  伴隨著福利國家的建立,民主制度的不斷完善、工會參與人數的下降等一系列政治社會體系的變革,西方工人階級已經消亡或者被同化、被替代,已經喪失了革命性等觀點盛極一時,但不能忽視的是,這種變革本身并無法徹底解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生產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內生性矛盾。在西方國家,社會精英與普羅大眾已經漸行漸遠了,而被拋棄的工人階級和社會底層則訴諸多種社會運動,以自發的、非組織化的方式聯合起來,挑戰著既有的社會秩序。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從希臘、英國、德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的大罷工,到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各種抗議活動在西方國家不斷上演。

  不斷上演的種種社會抗爭運動表明,西方國家資本的擴張、衍進和巨大社會裂痕中,始終有著底層工人階級的反叛,并不斷強化著他們的階級意識和政治覺醒。這種社會結構的緊張以及社會凝聚紐帶的解體,正嚴重沖擊著西方國家既有的價值體系和制度倫理。

當代西方國家社會撕裂的政治根源及其警示
3月29日,英國議會再次否決“脫歐”協議關鍵部分,這進一步增加了英國“脫歐”的不確定性。圖為在英國倫敦,支持“脫歐”的民眾在議會大廈外集會。

  二、族群沖突的加劇

  在一國的框架之內,當人口、宗教和族群等結構性因素相對單一和穩定,不同族群和不同社會階級之間的排斥、既有政治體系的張力或許不那么凸顯。但當經濟全球化將現代民族國家卷入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之內,資本以及具有不同信仰和文化屬性的移民跨國界流動洶涌而來的時候,一國內部既有的政治社會結構就不能照著過往的邏輯運行了。在不同族群及其多元的文化特征、政治態度、社會價值下,原有的社會資源分配方式、組織和個體的社會結盟方式和社會沖突方式都發生了深刻變化。

  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因其族群、語言、宗教構成的多元一直被視為“族群關系的實驗場”。20世紀30年代,保障少數族裔和女性在教育、就業和社會福利中權利的平權運動,曾經促進了各族群不同程度的社會融合。但以“大熔爐”著稱的美國,族群融合之路走得并不平坦。當下,一直因是否會引發“逆向歧視”問題而飽受爭議的平權運動,正因為大規模外來移民的到來進一步激化,種族、宗教、性別等問題都成了敏感話題。

  比較歐洲我們會發現,在產業結構轉移、經濟下滑和就業機會匱乏的大背景下,對諸多資源的爭奪正激化著不同族群間的不滿。可以說,移民和恐怖主義目前已經成為歐洲政治議程上最為引人矚目的話題。根據歐盟2016年秋季標準歐洲晴雨表調查,歐洲人繼續將移民和恐怖主義視為歐盟目前面臨的主要挑戰,其中45%的歐洲人認為移民仍然是歐盟面臨的頭號問題,32%的歐洲人認為恐怖主義是第二個主要問題。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穆斯林后裔們面臨著更加不平等的社會現實和社會融入、身份認同上的更多困境。與這種社會融入困境和不平等相伴生的就是城市的撕裂和空間的隔離。在比利時莫倫貝克、法國北郊都聚集著激情、數量龐大,又沒有就業機會和政治參與途徑的穆斯林移民。同時,歷史和現實世界中伊斯蘭和西方世界的種種沖突也激發了他們對虛幻未來的想象,諸多獨狼式的襲擊正劇烈震蕩著歐洲社會。

  不斷加劇的族群沖突表明,當代西方民主制度并沒有為此提供一種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群體間對政治體系的價值和制度共識是政治和社會系統有效運行的根本保障。隨著亞族群和亞文化的涌現,在社會融入和社會認同的現實危機面前,當代西方國家需要探尋一種新的能夠彌合社會矛盾的利益整合機制、政治表達機制和社會參與機制。

  三、政黨政治的危機

  在急劇變遷的社會結構、人口結構、產業結構和文化結構面前,傳統的西方政黨體系并未作出有效的變革和回應。同時,權力結構的過度分散,黨派之間基于利益之爭的互相傾軋和攻擊,也導致了社會危機應對中動員能力的滯后,社會治理中政府的低效與無能。在債務危機、金融危機和難民危機等重大社會危機面前,西方政府正顯得束手無策,不斷上演的“關門主義”似乎也成為了一種常態。

  西方政黨制度的這些結構性矛盾,正侵蝕著西方民主制度賴以運轉的合法性基礎,動搖著民眾對于民主制度的信心。政治冷漠和不投票似乎成為了選民的一種理性選擇。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的調查顯示,美國在選民投票率上已落后于大多數發達國家。根據跨歐洲政策協會2018年發布的研究結果,2017年只有76%的選民參加了德國聯邦選舉,這是歷史上第三低的數字。同時該研究顯示,這種低迷的選民投票率也是整個歐洲的現象,這種令人震驚的趨勢正使選舉結果越來越不具代表性。

  在西方的現行選舉機制下,伴隨著私下的利益交易,經濟和政治精英借助金錢的力量,形成了權力和資本的共謀,并通過操控媒體和輿論,形成了新的利益共同體。因此這一系統的運行邏輯和自我衍進邏輯并不是可以有效地選賢任能的統治精英產生機制,而是形成了數量眾多并不斷脫離于社會,脫離于監督和制衡,脫離于底層人民,只想著如何攫取權力的“權力攀登者”。

  已經運行多年并被西方領導者和部分學者引以為傲的西方政治制度,既沒有形成群體間平等的利益表達機制,也沒有帶來階級對立的退卻。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對美國2048名成年人進行的調查發現,約有2/3的公眾認為貧富之間存在“非常強烈”或“強烈”的沖突,階級沖突問題已經在國家意識中占據越來越大的份額。

  曾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有著不俗表現的民主黨候選人,“民主社會主義者”伯尼•桑德斯在新著《我們的革命》中認為,寡頭政治、政治獻金、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等現實問題,已經成為當代美國社會危機的癥候群,因此需要一場新的基層運動來變革美國政治。

  將目光轉向歐洲我們也會發現,歐盟2017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過去幾十年來,歐洲的社會經濟差距一直在上升,而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這種差距正不斷加劇。同時,關于他們的孩子能否獲得比他們更多的社會流動機會,許多歐洲人在某些情況下比美國人更為悲觀。因此該報告認為,這種情況不僅會妨礙社會凝聚力,導致許多人喪失機會,甚至可能導致更糟糕的健康結果,并通過多種方式降低社會信任,加劇政治和社會不穩定。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部分西方國家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傳統建制派政黨失意右翼政黨崛起。但是缺乏變革、為爭取更多選民而向“中間路線”不斷靠攏、不斷走向趨同的歐洲傳統政黨,使得民眾并沒有更好的選擇。伴隨著荷蘭極右翼自由黨的強勢表現、法國極右翼“國民陣線”候選人勒龐的巨大影響以及德國選擇黨的崛起,這些反精英,反建制,以改變國家現狀和關懷底層被邊緣者為動員邏輯的民粹主義政黨,正深刻重構著西方的政黨格局和主流價值體系。

  在經濟全球化、移民、環保等世界性議題上難以取得的共識,不但導致了全球治理體系的碎片化,也成為西方各國社會共識的分水嶺。而伴隨著英國脫歐的發生以及歐盟在內部事務的協調一致上面臨的諸多困境,可以說,外部移民的到來,正不斷解構著歐盟的超國家認同。2019 年 1 月,由21 個國家的 30 位知識分子共同簽署的《為歐洲而戰——否則破壞者會摧毀它》的公開信在法國《解放報》發表。學者們呼吁:在民粹主義的聲浪之下,歐洲正深陷70 年來最嚴重的危機,因此必須為捍衛歐盟這一理念而行動,重新發現我們“失去的身份”。

  當代西方國家在政治社會結構中的上述圖景,無疑給了我們重新審視西方國家及其民主制度的機會,在西方國家運行了數百年的資本主義體系及其政治經濟制度也正引起世界性的反思。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識到:小修小補已經無濟于事,資本主義體系真正需要的是一次重拾合法性和制度信心的大手術和大變革。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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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の恩公蔣介石》作者,人稱無風。無黨派人士,久經考驗的愛國主義青年。

中共黨員,大學本科學歷,全國優秀教師,網絡知名專欄作家、多家報刊雜志特邀評論員。

傳播精神文明正能量,鞭撻社會歪風邪氣,矢志不渝,拙筆不墜,愿以筆墨網絡奉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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