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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與皖南事變后新四軍的恢復和發展

  劉少奇雖不在36個軍事家之中,但的確為人民軍隊的建設做出過突出的貢獻,其中皖南事變后新四軍的恢復和發展就是他軍事生涯中的光輝篇章。

  1941年1月7日至14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皖南部隊9000余人繞道北移時,遭8萬多國民黨軍合圍聚殲,軍長葉挺下山時被扣,副軍長項英遇難。這就是震驚世界的“皖南事變”。“皖南事變”是抗日戰爭中共產黨遭受的最嚴重損失。“皖南事變”后,中國共產黨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牢牢掌握著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的主動權,不但打退了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迅速重建新四軍軍部,使部隊由原來的6個支隊擴編為7個正規師,新四軍“皖南事變”后獲得新生。蔣介石妄圖通過圍殲皖南新四軍軍部及其所屬部隊來達到取消新四軍的陰謀也徹底破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劉少奇誕辰120周年大會所說,“皖南事變后,劉少奇同志臨危受命,出任新四軍政委,同陳毅等同志一起,重建新四軍軍部,領導華中軍民粉碎了國民黨企圖消滅新四軍的陰謀,為把新四軍建設成為黨領導下的一支鐵軍作出重大貢獻。“

  一、提出“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軍事上暫時不實行反攻”的戰略方針

  “皖南事變”發生后,全黨全軍義憤填膺,廣大指戰員強烈要求反擊國民黨,為新四軍死難將士報仇。1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在政治上軍事上迅即準備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反共高潮”,要求各地準備對付最嚴重事變。劉少奇收到中央電報后,1月15日,向中央建議“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軍事上暫時不實行反攻”,這是劉少奇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分析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特點,結合華中的實際提出來的,有很強的針對性,由此中央改變了政治軍事全面大反攻的戰略方針。

  “皖南事變”慘劇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外部是蔣介石的本性決定的,內部是項英不執行中央正確路線的結果。

  “西安事變”,蔣介石同意國共合作是出于被逼無奈之舉。對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的發展壯大非常恐懼。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的《防止異黨活動辦法》下發執行后,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國共產黨用一年多的時間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鞏固了華北根據地。蔣介石感到吃了大虧,但又不甘心。正如1940年3月毛澤東所說,“頑方在華北磨擦受到嚴重失敗后,加之我又增兵隴路南,磨擦中心將移至華中。”“華中之皖東淮北蘇北將成為頑方必爭之地目的在隔斷我八路軍新四軍之聯絡,陷新四軍之危境。”華中主要是指安徽、江蘇兩省。新四軍軍部駐皖南涇縣云嶺。劉少奇(化名胡服)1938年底擔任華中局書記主政華中后,對國民黨頑固派及其所代表的反動階級本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對蔣介石“限共防共”的陰謀更加警惕。進入1940年后,他多次直接或通過中共中央致電項英,建議放棄皖南,盡快率領新四軍軍部轉移到皖東,統一指揮華中的政治軍事斗爭。10月9日劉少奇致電葉挺、項英和毛澤東、朱德等,指出:“因我軍在蘇北之勝利,使滓浦路東西直至海邊各根據地打成一片,實為頑固派不能坐視之事。”建議新四軍軍部“從速北移,因目自打交通尚有可能,如果遲緩,恐有被頑同派阻斷封鎖可能。”10月19日,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長何應欽、白崇禧,發表《皓電》為標志,國民黨發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在軍事解決新四軍。11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反對投降,挽救時局的指示》。9日,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的名義,發表《佳電》,作為對何、白《皓電》的答復。確定了對付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基本方針。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蔣介石實行著既抗日又反共的兩面政策。對此,我黨必須針鋒相對,以打對打,以拉對拉,這就是革命的兩面政策。只要大資產階級一天沒有完全叛變,我們就一天不改變這個政策。否則,我們就要犯“左”的或右的錯誤。毛澤東親自領導著與國民黨頑固派的斗爭。17日,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在蘇北海安成立(后移駐鹽城),中央任命葉挺為總指揮,劉少奇為政治委員,以應對可能發生的事變。在劉少奇的多次提議和毛澤東的多次強令下,1941年1月4日,項英才被迫同意率領新四軍軍部和江南部隊繞道茂林北移。但這已經喪失了轉移的最佳時機。

  1月7日“皖南事變”發生了,一江之隔的劉少奇7天7夜沒合眼,一邊隨時為新四軍軍部和延安的聯系收轉電報;一邊緊張思考著如何才能進行更有效斗爭的戰略策略。9日深夜,當接葉挺、饒漱石得知項英自行離開部隊后,立即將消息電告中央,“提議中央明令撤項職。并令小姚(即饒漱石)在政治上負責,葉挺在軍事上負責,以挽危局。”12日劉少奇向中央提出用“圍魏救趙”的辦法來緩解皖南軍部困境的建議。與陳毅致電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請朱(瑞)、陳(光)、羅(榮桓)在山東準備包圍沈鴻烈,蘇北準備包圍韓德勤,以與國民黨交換。”第二天,中央采納了建議,決定“蘇北準備包圍韓德勤,山東準備包圍沈鴻烈,限電到10天內準備完畢,待命進攻,山東由朱陳羅負責,蘇北由胡陳負責,以答復蔣介石對我皖南1萬人之聚殲計劃。”14日,“圍魏救趙”計劃正要實施,卻收到了新四軍軍部陷入絕境后的最后一封電報。聽說葉挺被俘,毛澤東怒不可遏。15日,他電告周恩來、葉劍英并告彭德懷、左權、劉少奇、陳毅等:“蔣介石一切仁義道德都是鬼話,千萬不要置信。中央決定發動政治上的全面反攻,軍事上準備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進攻。”并強調說:“只有猛烈堅決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蔣介石的挑釁與進攻,必須不怕決裂,猛烈反擊之,我們的溫和態度須立即終結。”

  面對皖南新四軍全軍覆沒的嚴重情況,中央的決定還執行不執行?怎么執行?劉少奇冷靜地思考著:如果再包圍韓德勤,已經失去了“圍魏救趙”的意義;情況變了,戰略策略也要變,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圍魏救趙”的建議是我們提出來得,解鈴還需系鈴人。經過反復考慮,權衡利弊后,15日,劉少奇致電毛澤東及黨中央,指出:“中央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準備作全面的大反攻,這里的同志于義憤之余,亦有立即舉行反攻之主張。然根據各方面情況,平心靜氣一想,我們卻有下列意見,望中央細心考慮:

  (甲)情況:一、全國局面,國民黨未投降,仍繼續抗戰,對共黨仍不敢分裂,且怕影響對蘇聯的關系,在皖南消滅我軍,蔣亦曾下令制止,即證明蔣生怕亂子鬧大。在此時,我黨亦不宜借皖南事件與國黨分裂。何應欽下令只說嚴防我軍報復,未說且此在全國乘機進攻我軍。二、目前華中我占領地區很大,兵力不夠,仍不能鞏固。皖東北敵偽匪猖獗,已全部成游擊區,原來鞏固地區均已喪失,淮海區亦不能支持,鹽阜區土匪亦蜂起,黃橋已被敵占,海安亦有被敵占領可能。我們部隊尚須休整補充。故以華中來看,能在半年、一年之內不發生大的戰斗,肅清土匪,鞏固現有地區,對我為有利。

  (乙)根據上述情況,我的提議:以在全國主要的實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

  劉少奇在分析了實行軍事反攻的不利之處后,提出了在政治上實行全面反攻的具體建議:向國民黨提出嚴重抗議并發宣言和提出立即釋放葉挺等條件;在全國全世界實行大的政治反攻,宣傳抗議皖南事件,揭破國民黨分裂行為。“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軍事上穩健,可能使蔣、何在半年至一年內,不敢再向我華中進攻,使我能鞏固華中陣地,以待變化。”“我的意見如何,請考慮示復。”這個從實際出發的建議,對中共中央作出處理“皖南事變”的正確決策起了重大作用。

  劉少奇在給中央發電報提建議的同時,跟陳毅一塊向正在華中指揮部參加會議的黨政軍負責人做工作,向他們解釋:“廣大指戰員、干部、群眾要求為皖南死難烈士復仇,其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大敵當前,我們的行動必須完全聽從黨中央的統一指揮,要顧全民族利益的大局,不能以感情代替方針、政策,作出魯莽、輕率的舉動。”

  劉少奇的建議再一次得到了毛澤東的采納,黨中央確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對蔣介石繼續采取“一打一拉”的政策,在全國展開猛烈的政治反擊,深刻揭露蔣介石制造“皖南事變”的真相,強烈要求嚴懲肇事禍首。毛澤東電告周恩來“中央決定發動政治上的全面反攻,軍事上準備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進攻。”1月19日,毛澤東與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彭德懷、劉少奇等,對皖南事變后我黨應采取的應變措施作了原則指示,明確提出:“在政治上全面揭破鶇之陰謀(但暫時不提蔣名字),見《新中華報》社論及中共發言人談話,惟仍取防御姿態,在堅持抗日反對內戰口號下動員群眾。在軍事上先取防御戰,必要時打出去,在組織上擬準備撤銷各辦事處。”中國共產黨的嚴正立場和有理有節的斗爭,得到了國內外輿論的廣泛支持,各界進步人士和國際有識之士紛紛譴責國民黨的倒行逆施,陳嘉庚等海外僑胞呼吁“弭止內戰,加強團結”,蘇美英等國也對國民黨表示極大的不滿。蔣介石和國民黨頑固派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蔣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開的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上表示“以后再亦決無剿共的軍事。”至此,以皖南事變為頂點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實際上就被打退了。毛澤東說:“蔣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我亦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獲得如此廣大的群眾(國內外)。”“只有軍事攻勢才會妨礙蔣之抗日,才是極錯誤政策。政治攻勢反是,只會迫蔣抗日,不會妨蔣抗日。故‘軍事守勢,政治攻勢’八個字是完全正確的。”這一正確的方針來源于劉少奇的建議。

  二、從九千到九萬,組建不可戰勝的新四軍

  1941年1月2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茲特任命陳毅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代理軍長,張云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從此,組建起不可戰勝的新四軍,這里邊浸透了劉少奇的汗水和心血。

  1937年12月,新四軍由南方8省13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1.03萬人組成,“皖南事變”前的三年中,由于項英貫徹王明“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路線,無法打破敵偽頑的夾擊,發展緩慢,“皖南事變”時只有2.5萬人。當時八路軍已由組建時的3萬余人發展到50余萬人。“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9000余人被圍殲,國民黨頑固派彈冠相慶,認為終于消除了一個心頭大患。

  1941年1月17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通令,誣蔑新四軍為“叛軍”,宣布撤銷新四軍的番號,并將葉挺交付軍法審判。這時許多同志還陷入在悲痛和憤怒之中,而劉少奇透過國民黨的通令已有了新的想法。當天他致電中共中央,提出:“此間干部提議以陳毅代理新四軍軍長,立在蘇北成立軍部,在隊號召,可否望復。”18日,劉少奇又同陳毅聯名致電中央,再次提出這一建議,并發出《關于駁斥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皖南事變”借口的通報》,運用大量具體事實,逐條駁斥國民黨為取消新四軍而制造的種種誣蔑,深刻揭露蔣介石制造“皖南事變”的真相,指出:所謂新四軍“違抗命令,不聽調動”,“不按指定路線由繁昌、銅陵一帶北移,而經涇縣南向襲擊友軍的言論,純屬捏造。”

  中共中央根據劉少奇和陳毅的建議,對組建新的新四軍軍部人選進行了慎重研究,于是就有了1月20日的任命。

  接到中央軍委的命令,劉少奇一面著手重建新四軍軍部,一面周密細致地部署同國民黨的斗爭。24日,劉少奇在新四軍干部會議上詳細介紹了“皖南事變”的經過,并針對反蔣情緒明確指出:目前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對我們、對抗戰的中國人民是完全有利的,而不利于反共頑固派與內戰挑撥者。因此,我們要堅持統一戰線的方針,堅持反對內戰、反對分裂的方針,以挽救時局的危機,堅持抗戰到底。

  1月25日下午,新四軍新軍部在鹽城舉行成立大會。陳毅在發表就職演講中指出:“新四軍是不可戰勝的力量。‘皖南事變’后,重慶當局發出一個反革命的命令——取消新四軍,我們可以置之不理。我們擁護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恢復軍部,我們拿革命的命令來反對反革命的命令,拿抗戰的命令,打倒破壞抗戰的命令!”在演講結束前,陳毅特地向大家介紹了劉少奇。他說:“劉少奇同志,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他有20多年的斗爭歷史,中國的工人運動,就是他一手領導起來的。”“抗戰后,他到華北,華北抗日運動,就有了大的發展;到皖東北,他同樣展開了大的局面;到蘇北,也一樣是如此。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到這里來直接指導我們的。新四軍直接在中央和劉少奇同志領導下,我們的政治方向不會錯,能依照中共的政策做下去,就好像火車在鐵軌上走,一定能夠順利的達到目的。”

  這是劉少奇到華中后的第一次公開“亮相”,并宣布了真實姓名,此前他一直使用“胡服”的筆名。

  為了整頓和統一新四軍編制體制,1月26日,劉少奇同陳毅致電毛澤東和朱德等:“為整理與統一新四軍編制,擬將新四軍部隊整編為4個師,以蘇北部隊為第一師,皖東為第二師,李先念部為第三師,蘇南為第四師,在師以下設旅、團,均以三三制編制。”29日,毛澤東等復電劉少奇和陳毅,指示:“應將彭雪楓部編為新四軍,共編5個師。”

  整編重在統一思想。劉少奇針對“皖南事變”后出現的悲觀失望情緒和部分八路軍指戰員不愿意改為新四軍的問題進行了艱苦細致的思想工作。他親自給連以上干部上課,講解新四軍整編的重大意義,講解《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使大家認識到:“皖南事變”后新四軍已成為全國人民心目中最榮譽之軍隊,親日派與反共頑固派要消滅新四軍,我們則相反要加強新四軍;八路軍、新四軍都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不分彼此,新四軍可改為八路軍,八路軍亦可改為新四軍;中央為統一華中戰區各戰斗部隊的建制與指揮,將華中八路軍編為新四軍是完全正確的。在劉少奇的教育引導下,各級干部帶頭克服山頭主義、小團體主義和狹隘的家鄉觀念,部隊精神振奮、士氣高漲,增強了凝聚力、戰斗力。

  新四軍全軍最后共編為7個師,9萬余人,并重新劃定活動區域。2月18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任命:粟裕為第1師師長,劉炎為政委,鐘期光為政治部主任;張云逸為第2師師長,羅炳輝為副師長,鄭位三為政治委員,郭述申為政治部主任;黃克誠為第3師師長,并暫兼政治委員,吳文玉(吳法憲)為政治部主任;彭雪楓為第4師師長,并暫兼政治委員,肖望東為政治部主任;李先念為第5師師長,并暫兼政治委員,任質斌為政治部主任;譚震林為第6師師長,并暫兼政治委員;張鼎丞為第7師師長,曾希圣為政治委員。

  損失9000,整編90000,新四軍從游擊兵團發展到正規化的大兵團。新四軍軍部重建后,完全擺脫了國民黨當局的限制,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靈活機動地打擊敵人,迅速發展壯大,到抗日戰爭結束時已達到了30萬多人。

  三、把壞事變成好事,奠定了共產黨華中的基礎

  “皖南事變”后,毛澤東指出,“應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們的機會,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華北基礎那樣”。劉少奇創造性地落實這一指示,抓住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機會,把“皖南事變”這一壞事,變成了發展、擴大新四軍和根據地的好事,奠定了共產黨在華中的基礎。

  把壞事變成好事的前提是總結好“皖南事變”的經驗教訓。3月上旬,新四軍司令部的兩個科長,胡立教和葉超等陸續突圍脫險后到達鹽城。劉少奇向他們詳細了解“皖南事變”的原因和經過,接下來又用兩個多月的時間,與陳毅等領導同志進行分析交談。在掌握全面情況的基礎上,劉少奇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中央的指示精神,對皖南事變的經驗教訓進行了認真系統的總結。有兩次重要會議值得回顧:一次是華中局高級干部會,一次是華中軍分會擴大會。

  5月15日至19日,在華中局召開高級干部會議,劉少奇作了《皖南事變的經驗教訓》的專題報告。他回顧了抗戰以來華北、華中工作的發展過程,指出“皖南事變”的教訓,“主要是沒有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敵后,舉起民族抗日的旗幟,求得發展壯大,而是被統一戰線束縛了自己的手腳。結果,在皖南的彈丸之地守株待兔,守了3年,沒有守到兔子,卻守來了一個老虎,反而把自己吃掉了。”他從中總結出幾條:“一、要努力學習,在復雜情況下,善于根據形勢的變化來具體地確定工作方針;二、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要懂得統一戰線是統一性與斗爭性兩個方面的統一;三、必須加強黨員的黨性教育與學習,在部隊工作的同志特別要注意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堅決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服從黨的利益;四、必須嚴肅黨的陣容,加強黨的紀律,鞏固黨的組織,反對自以為了不起,對黨的指示隨意不尊重。”會議總結時,劉少奇又具體分析了項英的錯誤,強調: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黨的策略,學習黨性,學習軍事,這都是最基本的黨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有決定的作用。

  6月8日,華中軍分會召開擴大會議,劉少奇圍繞著華中局確定的“第一步的工作——建軍工作”講話。他在指出了形勢嚴重的情況下要防止動搖害怕心理,鞏固部隊,穩定隊伍,經得起艱苦斗爭和革命長期性的鍛煉后,強調嚴重艱苦的政治任務,“要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無產階級的領導就是黨的獨立領導,是要共產黨來實現的。我們要加強共產黨獨立的領導作用,這無論是在完成目前的政治任務或者實現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實行革命的轉變都是必須的。”軍隊“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完全執行黨的政策和命令來完成黨的任務,這些東西是最要緊的了。”

  這兩次會議,劉少奇始終堅持按照古田會議決議建軍,端正了華中局黨政軍的思想政治路線,提高了各級干部執行黨在統一戰線中“既聯合又斗爭”方針和政策的自覺性,對克服項英錯誤思想影響和部隊中存在的游擊習氣起到了重大作用,為新四軍的恢復發展和擴大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提供了重要保證。大家都感到明確了方向、增添了力量。聽過劉少奇講話的新四軍衛生部長沈其震回憶道:“他的話一掃‘皖南事變’后少數同志茫然若失的情緒,大震了軍威,大鼓了士氣。”

  在總結皖南事變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劉少奇把如何建設一支置于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之下的新四軍作為首要任務。

  過去新四軍的軍長、副軍長是蔣介石任命的,現在蔣介石撤銷了新四軍番號,中共中央重新任命了新四軍的軍師班子,完全脫離了蔣介石的控制,這是天大的好事。劉少奇抓住這個機會,把鐵的新四軍真正建成中國共產黨的黨軍。主要抓了三件事:

  一是政治上建立黨的統一領導。黨的領導、武裝斗爭、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大法寶。離開了黨的領導,就談不上武裝斗爭和統一戰線。劉少奇下大力抓好各級黨的建設: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新四軍統一整編后,部隊數量急劇擴大,駐防范圍北至隴海鐵路,南至皖南和蘇南,活動區域遠遠超出中共中原局的管轄,而中共東南局因項英遇難和情況變化已不能發揮作用,中共中決定將東南局與中原局合并,組成華中局,相應地成立新四軍軍分會,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暫時劃分為淮南、淮北、蘇北和蘇中4個小省,劉少奇任華中局書記兼任新四軍軍分會書記;加強新四軍的政治工作。配齊配強各級政工干部和政治機關,不但新四軍八路軍新合編的部隊強調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而且成建制整編為新四軍的八路軍老部隊也進一步強調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很快形成全軍政治上一致,解決了各師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二是思想上用黨的統一戰線理論武裝起來。劉少奇通過寫文章、發文件、講話反復宣傳統一戰線主要是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是堅持獨立自主,既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又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和以斗爭求團結的政策;批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口號,如果我們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的同意許可,那顯然是不可能的,也是滑稽可笑的。如果我們所要的“一切”均事先要取得國民黨的同意,它不許我們就不能辦,那我們不是成了國民黨的工具了嗎?我們只有反磨擦,堅決擊退反共頑固派的武裝進攻,統一戰線才不會破裂。使廣大干部戰士從皖南事變的慘重打擊是放棄獨立自主,以退讓服從求得國民黨的合作惡果中進一步認識統一戰線理論正確性。

  三是軍事上在反對日偽軍的“掃蕩”中鍛煉摔打部隊。由于新四軍軍部和中共華中局駐鹽城,從1941年春末夏初起,日本侵略軍并會同偽軍,加緊對華中,特別是對蘇北的“掃蕩”,企圖迅速控制和偽化蘇北乃至華中。敵人‘掃蕩’頻繁,整個蘇北戰火彌漫。由過去用極大的力量反磨擦,轉到集中打擊敵寇漢奸。劉少奇根據華中敵我形勢的重大變化,把鞏固華中作為部隊的主要任務,提出“發動、組織與武裝數十萬數百萬群眾,和你們一道去打擊敵寇、漢奸。”5月下旬,日軍從蘇北、蘇中、皖東一帶增兵,“掃蕩”的目標直指新四軍軍部和華中局所在地鹽城。為了粉碎日軍的“掃蕩”,劉少奇同陳毅確定,對新四軍各師進行反“掃蕩”部署,戰略方針為:“避開主力沖突,保持有生力量。但應以游擊戰予敵以牽制,掩護人民及機關之疏散和隱蔽,只有在敵‘掃蕩’完畢,乘敵大部退卻時,相機取得勝利的尾擊。”并規定主力部隊、地方部隊、人氏自衛武裝應采取的反“掃蕩”戰術原則:主力部隊應該比較分散,選擇敵之間隙,予敵以致命的打擊;地方部隊采取就地分散游擊、就地堅持的辦法,完全用便衣活動的方式;人民武裝應采取空舍清野、破壞、擾亂、配合作戰的戰法。三方面密切配合,奪取反“掃蕩”勝利。

  日軍“掃蕩”的主要目標是消滅新四軍軍部,并揚言抓住劉少奇有重賞。劉少奇同陳毅對部隊進行部署后,為了減輕部隊的壓力,他只身一人帶著通訊員向蘇北北部轉移。一天在馬莊被日軍包圍。劉少奇沉著鎮靜,在群眾的掩護下,以為烈性傳染病人出殯的方式,闖出了日軍的包圍圈,安全同軍部會合。新四軍三個師及地方部隊互相配合,采用河道伏擊戰及村落夜襲戰,廣泛布置層層阻攔,“以積極游擊動作打擊敵人,逼其撤退,并阻止其下鄉‘掃蕩,和建立據點。”為保衛蘇北根據地,粉碎日軍的進攻,新四軍第2師在蘇中地區積極行動,威脅敵之側翼;第1師接連攻入姜堰等重要據點,使日軍顧此失彼,被迫抽兵南撤;第3師各旅在鹽阜一帶乘機反攻,相繼收復阜寧、東溝、益林等地,并不斷襲擊鹽城、湖垛。至8月20日,日軍被迫停止對蘇北的大舉“掃蕩”。

  這次反“掃蕩”戰役,新四軍共進行重要戰斗135次,斃傷日偽軍1932人,俘日偽軍1089人,擊沉敵汽艇13只,繳獲炮1門,輕、重機槍15挺,步槍1123支,并破壞路345里。新四軍亦傷亡1000余人。反對敵軍的“掃蕩”,進一步建設和鞏固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訓練和擴大新四軍,不斷提高新四軍的戰斗力。

  反掃蕩中劉少奇原來的胃病加重,9月、10月,毛澤東三次致電劉少奇,要他回延安并參加七大,可在延安一邊休養,一邊延安指揮華中。可劉少奇從大局出發,帶病堅持工作,直到1942年3月19日華中局第一次擴大會議結束后才動身返回延安,途中按照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要求指導山東、華北工作,在經過9個多月的長途跋涉、穿越103道封鎖線后,于1942年12月30日到達延安,隨即參加延安整風,1945年黨的七大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成為五大書記之一。

  劉少奇在新四軍工作時間雖然只有一年多,但他在皖南事變中發揮的特殊作用和皖南事變后對新四軍的恢復發展所作出的特殊貢獻永遠名垂史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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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の恩公蔣介石》作者,人稱無風。無黨派人士,久經考驗的愛國主義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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