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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研究發展迅猛。幾十年中,史學研究最大的進步之一,就是研究越做越細,課題越做越小、也越做越深。這種越做越細、越做越小、越做越深的現象本身很好,歷史學確實應該做細、做小、做深——不深、不細、不小,大而不當,不接地氣,從空到空,這樣的歷史學是沒有出路的,也看不到發展的前景。所以,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年歷史學在這方面的變化是一個進步,這是有目共睹的。

  歷史學研究中一種“反體系”思潮傾向對歷史學研究會造成一定傷害

  但是在這個總體發展的趨勢中,有一個苗頭也日益明顯,非常值得史學界注意。這個苗頭就是歷史學界——包括已經成熟的學者以及正在學習之中的研究生(碩士生、博士生)和正在成長中的年輕一代,自覺或不自覺地滋生出一種傾向,認為歷史學研究是不需要體系的,應該擺脫體系的束縛;歷史學研究是不需要理論的,理論無助于歷史研究。題目小就是好,越細、越小越好。小題目無需框架,更不需要體系。至于為什么做某個題目?做一個題目要不要理論?這些問題無足輕重,為題目而題目就可以了。更有甚者,有人聲稱有了體系反而不好,有了理論就礙手礙腳。因此,一種“反體系”思潮廣為流傳,碎片化現象因而坐大。

  從20世紀下半葉起直至現在,碎片化的現象愈演愈烈了,有些人傾向于不要體系,拋棄所有框架,而把歷史等同于神話,把寫歷史看成講故事。歷史學受到后現代主義的巨大沖擊,變得越來越碎片化。后現代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解構,它解構一切。歷史學正遭遇后現代主義,它的體系正在被解構。這就是歷史學正在面臨的重大危機。

  題目不分大小,篇幅不分多少,關鍵在于有沒有體系

  歷史學研究要不要體系?答案是肯定的。體系是歷史學研究的一個本質特征,或者說是最重要的本質特征之一。有了體系才有對史料的選擇,才有對歷史的梳理與書寫,這是做歷史研究的人都能體會到的。做歷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史料本身是碎化的,是散亂的,需要歷史學家去整理,把散亂的史料整合起來,讓它們成為“歷史”。歷史學家的工作,第一是尋找史料,第二是整理史料,如果還有第三,那就是“書寫歷史”,由此而闡釋史料中所包含的歷史意義。無論是尋找史料,還是整理史料、書寫歷史,“體系”始終在發揮作用,比如,就史料而言,它存在于很多地方,各種各樣的史料多極了,也很混雜。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把他自己認為有價值的史料挑選出來,梳理成“歷史”。可是哪些史料有價值、值得寫進“歷史”呢?不同的學者會有不同的判斷和不同的選擇標準。通常出現的情況是:有些學者挑選這些史料,有些學者挑選那些史料,其他學者又挑其他的史料,這種情況在歷史學家們看來是非常正常的事,毫無奇怪之處。可是,為什么不同的學者會挑選不同的史料、然后使用不同的史料呢?這就涉及到體系問題了,是體系為篩選提供了標準,也為書寫制定了框架。

  歷史學家這樣做也許是不自覺的,但體系確實是客觀存在的,不管歷史學家有意識還是無意識,沒有體系就無法篩選史料,也無法書寫歷史。如果沒有體系,史料就永遠只是史料,不能成為“歷史”。我認為歷史學的“體系”就是在歷史學研究中確認一個思維框架,把研究放在這個框架里進行。思維框架當然和歷史研究的理念相聯系,因此必定有某些理論的指導。就體系而言,框架是關鍵,框架的邊界就是理論。就具體研究工作而言,題目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有沒有框架:一個很小的題目也可以“以小見大”,關鍵在于有沒有體系。沒有體系、沒有框架,再大的題目也只是碎片。所謂碎片化,并不是說題目小,而是不存在理論框架。小題目也可以做出大歷史;相反,很大的題目,無數的史料,一百萬、兩百萬字的篇幅甚至更多,也可能寫出一大堆碎片。所以,題目不分大小,篇幅不分多少,關鍵在于有沒有體系。

  舉一個不要體系的例子。北京大學出版社前幾年出過一本書,中文書名是《世界:一部歷史》,作者是美國人費爾南德茲-阿邁斯托。這是一部全球通史性質的書,也是一部典型的不要體系的書。作者在前言中就說,他這本書不要體系,也絕對沒有任何體系。他試圖把整個世界從古到今各個地方、各種人群、所有文明、一切能夠找得到的東西都寫進書里。書寫得非常精彩,也很耐看,但我們發現,他作為一位沒有受過專業史學訓練的記者作家,雖然把書寫得很精彩,但素材都是信手拈來的,并未精心挑選;如果他碰巧拈到了另外一些素材,那他就一定會寫出另外一部歷史了。讀者看完了這本書,腦子里仍然是一堆碎片,而沒有成為“世界”。所以我說,體系是歷史學研究的本質特征之一。

  中國史學傳統和世界史學傳統都非常重視體系,無論自覺或不自覺,都把體系看得很重,而且有成型的體系。比如,中國史學傳統從形式上說是紀傳體,從《史記》開始就是這樣;從理念方面說,自孔子以來,經過司馬遷、司馬光等,一直到現在,都強調經世致用、知古鑒今,強調史學的借鑒意義——《資治通鑒》就是用古代的東西警示現今,這是中國史學的一大特點。

  一旦大眾史學成為全民娛樂,變成了飯后茶余的消遣對象,那么大眾史學也就變成笑料了

  由此說到大眾史學問題,它和體系問題有關聯。葛劍雄先生曾發表一篇文章《大眾史學未嘗不可以碎片化》。我覺得他的提法不是沒有道理,因為通過大眾史學這樣一種傳播方式,讓更多的人了解歷史,了解各種歷史知識,提升全民的歷史知識水平,確實非常重要。但大眾傳播畢竟不是系統學習,于是就很容易出現“碎片化”,也就是一般民眾得到的歷史知識很零碎,難以形成整體的歷史觀。

  現在,在中國國內,歷史學已經從谷底慢慢升起,從冰點升溫,越來越熱,對于專業史學工作者來說,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是一件振奮人心的事。但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專業的史學工作者,不僅要向大眾傳播歷史的知識,也要向大眾傳播歷史的價值理念。而歷史的價值理念是什么?它體現在體系中。專業的史學工作者在向大眾傳播歷史知識的同時,尤其要注重傳播歷史的價值和歷史的理念,否則,大眾史學就會變成全民娛樂。現在,很多東西都變成全民娛樂了,各領域都出現娛樂化現象。一旦大眾史學也成為全民娛樂,變成了飯后茶余的消遣對象,那么大眾史學也就變成笑料了,變成了“戲說乾隆”。所以,專業史學工作者應該引領大眾史學的方向,從史學研究的本質特征出發,注重傳播歷史的價值。

  (作者為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區域與國別研究院院長。標題為編者所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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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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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の恩公蔣介石》作者,人稱無風。無黨派人士,久經考驗的愛國主義青年。

中共黨員,大學本科學歷,全國優秀教師,網絡知名專欄作家、多家報刊雜志特邀評論員。

傳播精神文明正能量,鞭撻社會歪風邪氣,矢志不渝,拙筆不墜,愿以筆墨網絡奉獻社會。

2015年度全國“五個一百”網絡正能量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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