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码中特是什么生肖
歡迎來到西征網! [登錄] [注冊]

鄧小平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編者按:鄧小平同志高瞻遠矚地指出,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我們重溫鄧小平同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要理論和重大實踐,深入總結歷史經驗,對于在改革開放新征程中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高度警惕和堅決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新變種、新挑戰,其意義是極為重要的。】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鄧小平關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的一個重大方面,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和政治保證,是我們黨制定各項政策的基礎。小平同志指出,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紀念改革開放,重新回顧小平同志創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理論的過程和領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大實踐活動,深入總結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經驗,不但可以使我們更加深入地領會“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重要性和正確性,尤其是改革開放必須放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基礎之上的重要性和正確性,而且對我們深刻體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新的變種保持高度警惕和加以旗幟鮮明地反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鄧小平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理論的創立者和重大實踐活動的領導者

  一、鄧小平最早提出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概念

  在中共的文獻中,“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概念最早是鄧小平提出的。1980年12月25日,他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講話中指出,“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正式提出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概念。

  資產階級自由化這股思潮,實際上早在1979年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時期就表現出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正當我們黨領導人民努力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錯誤的時候,一種右的錯誤傾向即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也開始涌動、浮現出來。1979年,社會上有極少數人打著“撥亂反正”的旗號,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散布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煽動一些青年人上街鬧事。黨內也有個別同志不但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或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鄧小平及時洞察了這個問題,他認為,雖然這種人在黨內外都是極少數,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視他們的作用。后來的事實也證明,這些人不但可以而且已經對我們的事業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鄧小平代表中央提出,“今天還是有很大的必要來強調宣傳這四項基本原則”、“著重對從右面來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進行一些批判”。

  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既是為了糾“左”,也是為了糾右,而且從實踐的發展來看,其根本性的任務越來越表現為糾正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鄧小平在八九動亂后指出:“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二、關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小平同志講得最多,也最堅持

  鄧小平曾經說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這是符合實際的,是實事求是的。

  最能體現鄧小平思想的重要文獻是《鄧小平文選》和《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統計涉及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講話和文章在《文選》和《年譜》全部講話與文章中的比例,可以清楚地反映出這個思想在鄧小平理論中的份量和重要性。

  《鄧小平文選》第2卷收錄了鄧小平1975年到1982年9月的講話和文章,從他提出四項基本原則的時候算起共有32篇,在這段時間,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處于發展的初期,涉及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講話和文章有8篇,占25%。《鄧小平文選》第3卷收錄了小平同志1982年9月年到1992年2月的講話和文章,共有119篇。在這段時間,資產階級自由化迅猛發展以至泛濫,因此,內容涉及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講話和文章比例很大,有52篇,占43.7%,幾乎占到一半。《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查詢“四項基本原則”有44條記錄,查詢“資產階級自由化”有30條記錄,查詢“自由化”有36條記錄。

  這樣的比例和頻率在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文選》和《年譜》中是沒有的,“我講得最多”這個結論是完全站得住的。

  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是最堅定、最堅持的領導者。

  1979年的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資產階級自由化剛一露頭,鄧小平就敏銳地洞察了問題的實質,親自出面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首次明確提出了在改革開放、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1981年出現了《苦戀》(《太陽與人》)事件,針對一些人的猶豫、姑息,鄧小平明確表態:“對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要批評,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

  1979-1981年,在鄧小平領導和主持下,起草和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提出了在新時期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和豐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時代課題。《決議》的通過,不但從歷史上,而且從理論上回擊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成為我們黨長時期內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導思想。

  1983年,理論界出現了一股宣揚抽象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異化論的思潮。鄧小平對此不但明確表示反對,而且要求主要的當事人公開澄清錯誤和寫出檢查。針對思想戰線上的混亂情況,他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發表了《黨在組織路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明確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

  1986年,在討論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決議時,針對有的中央領導同志提出決議不要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意見,鄧小平明確表態:“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最終,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決議寫進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

  1986年底,針對學潮事件,鄧小平同中央幾位領導同志談話,嚴肅指出:學生鬧事“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里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就出在這里。”他還指出,對于那些明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要堅決處理。

  1987年,鄧小平同意胡耀邦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他在與外賓談話中指出:這幾年,一直存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但反對不力。盡管我多次強調要注意這個問題,可是在實際工作中我們黨的領導不力。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誤。所以黨中央接受了他提出的辭去總書記職務的請求。隨后他又在一系列與外賓談話中提出: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這些談話,突出的一點,就是進一步闡明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長期性。過去講十年二十年,或者是至少二十年,現在明確講還要進行七十年,要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貫穿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特別是鄧小平與美國國務卿喬治·舒爾茨的那次談話,實際是警告西方,不要對中國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中國走社會主義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不會有任何的妥協和退讓。

  1989年4月,針對學潮和動亂,鄧小平在與中央領導同志的談話中明確表態,對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關于動亂性質的判斷及果斷采取措施的決定表示完全贊成和支持。他旗幟鮮明地指出:這不是一般的學潮,是一場動亂。這一場動亂完全是有計劃的陰謀活動,他們想把一個很有前途的中國變成沒有希望的中國,使我們永遠沒有希望。要害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準備迎接一場全國性的斗爭,堅決把動亂壓下去。此后,在鄧小平和其他老同志的堅決支持下,中共中央果斷采取措施,平息反革命暴亂,并撤消了趙紫陽的總書記職務。

  以上對鄧小平領導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大實踐活動的簡單回顧表明,的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小平同志“最堅持”。

  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理論的五個重要觀點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內容豐富,博大精深,本文限于篇幅,主要論述以下五個重要觀點。

  一、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個長期的任務

  關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長期性,我們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并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經過了曲折的歷程。鄧小平在不同的時期,根據變化了的具體歷史條件,作出了不同的判斷,其間經歷了五次大的變化:

  第一次是在1983年10月12日,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通過三年整黨清除精神污染。1984年2月28日,他在同薄一波談話中指出,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是長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侵蝕也將會是長期的,因此反對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將是長期的。這是鄧小平首次提出反對精神污染不以三年為限。第二次是1986年9月28日,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提出,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第三次是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在與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的談話中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第四次是1987年3月,鄧小平在與外賓的兩次談話中提出,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第五次是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提出,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時間大約是一百年。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什么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呢?從鄧小平的有關論述看,主要有三點原因:

  第一,資本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的長期性。

  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時的講話中指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鄧小平所說的“國際的大氣候”主要是指資本主義國家推行的“和平演變”政策。鄧小平指出:“美國,還有西方其他一些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美國現在有一種提法:打一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我們要警惕。資本主義是想最終戰勝社會主義,過去拿武器,用原子彈、氫彈,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對,現在搞和平演變。”“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

  以前,鄧小平也講過,“我們在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時候,已經意識到將帶進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消極影響。西方好的東西,應該借鑒、學習。但開放也會帶來一些壞的東西,影響人們的思想,特別是青年的思想。”

  無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們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其反對社會主義的本性是不會變的,所以,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們推行的“和平演變”也將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存在。

  第二,國內一定范圍內的階級斗爭存在的長期性。

  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鄧小平的這個思想為全黨所接受,分別寫入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黨的歷次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鄧小平曾多次指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在總結八九政治風波時又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是問題的實質。不懂得這個改變問題,就是性質不清楚。”“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 aaa 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這實際上是指明了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是階級斗爭的一種表現形式。根據鄧小平的這個觀點,1991年,江澤民代表中央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的講話中論述我國現階段的階級斗爭時明確指出:“這種斗爭集中表現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斗爭的核心是依然是政權問題。”這一重要論斷是對多年來階級斗爭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是對階級斗爭在現階段具體化的科學描述。

  正因為如此,社會主義階級斗爭所具有的長期性,也就決定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斗爭的長期性。

  第三,我國作為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的長期性。

  鄧小平指出,“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的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肯定弱于資本主義。”他還特別針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長期性指出:“既是斗爭的過程,也是說服教育的過程,但最終說服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人要靠我們的發展。如果我們本世紀內達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們清醒一點;到下世紀中葉我們建成中等發達水平的社會主義國家時,就會大進一步地說服他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才會真正認識到自己錯了。”

  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必須旗幟鮮明、態度堅決

  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為什么從“黨內外都是極少數”發展到泛濫直至到反革命暴亂的地步?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時的講話中進行了認真的總結。他指出: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對不對?兩個基本點,即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不是錯了?我最近總在想這個問題。我們沒有錯。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的都很少。不是錯在四個堅持本身,而是錯在堅持的不夠一貫,教育和思想工作太差。

  這就提示我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必須旗幟鮮明、態度堅決。那么,怎么才能做到旗幟鮮明、態度堅決呢?根據鄧小平的有關論述,必須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黨的領導干部必須旗幟鮮明、態度堅決。

  鄧小平多次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黨的領導干部必須旗幟鮮明、態度堅決。1983年,鄧小平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一些方面泛濫的趨勢指出,這是由于“對這少數人的錯誤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評和必要的制止措施”,對中央的決議“貫徹執行不力”、“領導軟弱渙散”造成的。

  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又指出,必須大力加強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對于造成思想混亂和精神污染的各種嚴重問題,必須采取堅決嚴肅認真的態度,一抓到底。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站出來講話。

  1986年,鄧小平針對學潮指出,“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里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就出在這里。”

  1987年,鄧小平又指出,“這幾年來,一直存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但反對不力。盡管我多次強調要注意這個問題,可是在實際工作中我們黨的領導不力。”

  第二,在重大原則是非面前要講話,對“不爭論”要有全面正確的理解。

  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鄧小平指出,“現在有些錯誤觀點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有的則公然向馬克思主義挑戰。對此,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站出來講話。思想戰線的共產黨員,特別是這方面擔負領導責任的和有影響的共產黨員,必須站在斗爭的前列。”

  有些同志不能全面正確地理解鄧小平“不爭論”的思想,因而對自由化采取了聽之任之甚至是縱容的態度,不敢或不愿進行積極的思想斗爭,結果“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于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壞人猖狂得很。好人沒有勇氣講話,好像自己輸了理似的。”

  所謂不爭論,根據鄧小平的有關論述,是指在改革的一些具體問題上,如經濟特區、證券股市等,要大膽實驗,用實踐檢驗,不要陷入無謂的爭論,以利于抓住機遇,爭取時間,發展自己。但是,鄧小平關于“不爭論”并不是沒有界限、沒有條件的,在事關政治方向的重大問題上,在事關大局、事關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問題上,他從來都是旗幟鮮明、態度堅決的。比如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鄧小平指出:“有人對我們進行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理論問題的討論有議論。我認為,有這些爭論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現。你們的報紙有多少不同的議論!我們過去的報紙辦得太單調,所以現在一有爭論就有人以為是‘權力之爭’了。這是過去簡單化形成的這么一種印象。”他親筆擬出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稿提綱專門指出了真理標準討論的必要。他還認為,這場爭論的意義重大:“這個爭論還沒有完,海軍現在考慮補課,這很重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基本建設,不解決思想路線問題,不解放思想,正確的政治路線就制定不出來,制定了也貫徹不下去。我們的政治路線就是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以,這場爭論的意義太大了,它的實質就在于是不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上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斗爭的歷程也突出地表明,在自由化出現和泛濫時,總是鄧小平尖銳而深刻地揭露其實質并親自指導全黨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

  針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多次明確指示要爭論:

  1983年9月,鄧小平在談到清除精神污染的辦法時指出:“中心的辦法是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加強理論上的爭鳴。馬克思主義者要出來說話。允許宣布資產階級這一套,不允許共產主義者出來爭?現在是共產主義者不出來爭。”

  1983年10月,鄧小平針對思想戰線的混亂強調:“毛澤東同志說過:‘真理是在同謬誤作斗爭中間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有些人把‘雙百’方針理解為鳴放絕對自由,甚至只讓錯誤的東西放,不讓馬克思主義爭。這還叫什么百家爭鳴?這就把‘雙百’方針這個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方針,歪曲為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方針了。毛澤東同志的《反對自由主義》,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的好文章。建議各級領導同志,特別是思想戰線的同志認真學習一下,并且按照文章的精神辦事。”

  1989年5月,鄧小平在同兩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

  第三,不能把改革開放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割裂開來、對立起來。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代表中央認為,“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以后,鄧小平又多次更明確地指出:“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開放政策,同時也要求剎住自由化的風,這是相互關聯的問題。不剎住這股風,就不能實行開放政策。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開放政策,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要搞現代化建設使中國興旺發達起來,第一,必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第二,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主要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兩個基本點是相互依存的。”

  但是,國內外都有一些人把改革開放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形成了一種錯誤的思維:一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認為政策要變,改革開放要“收”,認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會妨礙改革開放。針對這種看法,鄧小平明確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不是今天才講的,而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一直在講的。有人說我們改變了方針政策,那是一種誤解。”“中國的政策基本上是兩個方面,說不變不是一個方面不變,而是兩個方面不變。人們忽略的一個方面,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共產黨領導。”“如果中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么肯定會有動亂,使我們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們制定的方針、政策、路線、三個階段發展戰略的目標統統告吹。”

  第四,對頑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面人物要堅決處理。

  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關于學生鬧事問題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對于那些明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這次就要處理。可能會引起風浪,那也不可怕。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處理要堅決,他們狂妄到極點,想改變共產黨,他們有什么資格當共產黨員?”他還指出,“前幾年,我們不是對那幾個搞自由化并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依法處理了嗎?難道因此中國的名譽就壞了嗎?中國的形象并沒有因此而變壞,我們的名譽還是一天比一天好起來。”

  三、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在“左”和右的問題上,鄧小平有一個大家很熟悉的論斷,這就是“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但要想全面、準確地理解這個論斷,就必須深刻領會鄧小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一段重要言論:1981年3月27日,鄧小平在同幾位軍隊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黃克誠同志講,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贊成他的意見。對‘左’對右,都要做具體分析。”這一段話,集中反映了鄧小平在反傾向斗爭上的全面、辨證和實事求是的觀點。

  首先,鄧小平認為“左”、右都是客觀存在,并始終注意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的可能和事實。1981年,他在指出重點糾正指導思想上“左”的傾向是時候,又指出“只是這樣還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同時也要糾正右的傾向”,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1983年,他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思想戰線上不能搞精神污染并指出:“不少同志片面地總結歷史教訓,認為一講思想斗爭和嚴肅處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這就走到軟弱渙散的另一個極端。”1985年,他在同外賓談話時指出,“我們撥亂反正,就是要糾正極左思潮”,“同時我們提出還是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果不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義”;1987年,他在強調我們主要是反“左”的時候又指出,“同時也有右的干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1992年,他在南方談話中強調主要是防“左”的時候,仍然要求我們警惕右,記取兩任總書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跟頭的教訓,防止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可以說,在提反“左”防“左”的同時不忘記提反右防右,這是鄧小平在反傾向問題上的一貫特點。

  其次,鄧小平認為,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可以把反右提到反傾向問題的主要方面。1979年3月,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剛剛結束,鄧小平就代表中央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報告,其著重點就是“對從右面來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進行一些批判”。1981年3月,他提出:“現在的問題是,要更多地宣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83年9月他在談自己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稿的起草問題時指出:“我最近的有些話,要同我以前的講話銜接起來。他們抓百家爭鳴,我的講話里還有別的話嘛。既然叫百家爭鳴,馬克思主義至少算一家嘛,我還講過要批評和自我批評。最近翻了一下自己的講話,過去兩面的意思都講了。那一方面的意思講得多一點,那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講的。那時“四人幫”什么都不讓搞。針對那種情況,那一方面講得多,另一方面的意思也有。現在倒是要強調另一面了。”1983年10月,他指出,“對于思想理論方面‘左’的思想和觀點,仍然需要繼續進行批判和糾正,”但是,“應當明確指出,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著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1987年1月,他提出:“過去我們對‘左’的干擾注意的多,對右的干擾注意不夠,那么這次學生鬧事提醒了我們,要加強注意右的干擾。”1989年,他堅決支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關于89政治風波性質的定性,堅決支持鎮壓反革命暴亂。這些事件都表明,鄧小平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反傾向問題的主要方面。

  鄧小平的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把反右提到反傾向問題的主要方面的思想,是完全符合《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并且“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的科學論斷的,是對這個科學論斷的具體化。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20世紀80年代的產生、泛濫以至釀成反革命暴亂的客觀事實,完全證明了鄧小平這個思想的敏銳的預見性和正確性。

  第三,對“左”、右問題要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

  一貫以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左”、右問題,是鄧小平在反傾向問題上的又一大特點。鄧小平指出:“對‘左’對右,都要做具體分析。”“解決部隊的思想問題,也要實事求是。要針對每個單位、每個人的不同情況去做思想工作。”

  1980年,鄧小平在談到肅清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影響的問題時,有一段非常辯證的分析,可以從方法論上給我們分析“左”、右問題提供重要的指導意義:“在思想政治方面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同時,決不能絲毫放松和忽視對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對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批判。是封建主義殘余比較嚴重,還是資產階級影響比較嚴重,在不同的地區和部門,在不同的問題上,在不同年齡、經歷和教養的人身上,情況可以很不同,千萬不可一概而論。”

  四、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

  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究竟是什么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關鍵究竟是什么?根據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發展情況,鄧小平及時總結經驗教訓,作出了科學的結論。

  1979年,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認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是社會上的一些人,“黨內也有個別同志”“不但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

  1980年和1981年,他針對思想戰線和文藝戰線上存在的渙散軟弱、對錯誤傾向不敢批評的狀態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沒有共產黨的領導,肯定會天下大亂,四分五裂,歷史事實證明了這一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對黨的領導,而沒有黨的領導也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制度。

  從1983年以來,鄧小平多次強調指出,凡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地方都是因為那里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是黨的領導不力。他還因此同意黨的總書記的更換。

  1985年5月20日,鄧小平在會見原臺灣大學教授陳鼓應時根據情況的變化進一步指出,自由化的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

  1989年政治風波發生后,鄧小平“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的思想越來越清晰起來。綜觀鄧小平1989年5月31日以來對中央領導同志的幾次談話,這個思想都是貫穿其中的一個主題。那么“共產黨內部”指的是什么,聯系鄧小平的多次談話來判斷,是指黨的領導層,特別是中央領導層。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指出:“中國問題的關鍵在于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

  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的這個思想有了完善和精練的表述,他說:“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

  五、要動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

  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本來就是四項基本原則之一,本來是無須多言的一個重要觀點,但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歷史卻反復證明,忘記這一點,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發展、泛濫乃至釀成反革命暴亂的重要原因,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重要原因。而堅持講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在必要時動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則是我們反對、限制資產階級自由化乃至最終粉碎反革命暴亂的重要保證。因此,重新回顧鄧小平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幾段重要講話是十分必要的。

  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要爭取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不能讓那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誣蔑的人暢行無阻,煽動群眾。他還講,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

  1987年3月8日,鄧小平提出,如果有人搞得我們總是不安寧,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種專政手段,使用紀律、法律手段。一切反對、妨礙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東西都要排除,一切導致中國混亂甚至動亂的因素都要排除。

  1989年4月25日鄧小平提出,“四個堅持”中有一個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手段要用起來。

  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在談到國內穩定時指出,我不止一次講過,穩定壓倒一切,人民民主專政不能丟。你鬧資產階級自由化,用資產階級人權、民主那一套來搞動亂,我就堅決制止。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的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肯定弱于資本主義,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在四個堅持中,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條不低于其他三條。

  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理論的現實意義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理論,作為我們黨的基本路線中的一個基本點,對于保證八九政治風波的平息、對于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和成功,其重要意義早已得到歷史的證明。現在的問題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理論在現時還有沒有意義?如果有,又是什么樣的意義?

  在前面,本文已經指出,鄧小平認為黨的基本路線要管100年。這樣算起來,至少到21世紀下半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理論仍然具有重要意義,即使按照70年的說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理論也要管到2050年,從現在算起,也還有40年的時間。

  當然,并不是鄧小平每一個對具體問題的結論我們都機械地照搬照用,關鍵在于,鄧小平所分析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長期性的三個大的條件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

  從國際上看,西方的敵對勢力從來沒有放棄過用軍事干涉與和平演變的策略手段,攻擊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把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強加給我們。僅以最近來說,他們不但積極支持藏獨分子的暴亂,而且肆意歪曲新聞真相,惡毒攻擊我們的人權和民族政策,還百般阻撓我國成功地舉辦奧運會,以達到他們分裂中華民族、詆毀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從國內來說,進入新世紀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仍然不時的以各種面貌出現,比如各種歷史虛無主義的言論、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思潮、用民主社會主義取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企圖,還有人提出否定共產黨的合法性,否定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主張私有化,搞全盤西化的“改革”道路;從我國的發展情況來看,正像中共十七大所說的那樣,“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還需要繼續奮斗十幾年,基本實現現代化還需要繼續奮斗幾十年,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則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

  這些都說明,產生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根源還存在,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沒有也不可能徹底消除,因此,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理論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首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將繼續保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沿著正確的方向健康發展。鄧小平早就指出:“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

  今天我們繼續改革開放,同樣存在一個堅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就在中共十七大召開前,不是有人公開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嗎!中共十七大認為,“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我們黨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并鄭重提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這條道路和這個理論體系。”這就旗幟鮮明地回答了某些繼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幻想,我們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

  其次,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將繼續為正確制訂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方針政策提供堅實的基礎。鄧小平早就指出:“我們搞四個現代化,不開動腦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但是他強調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解放思想決不能夠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軌道,不能損害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全黨對這個問題要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如果像‘西單墻’的一些人那樣,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去‘解放思想’,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到黨和人民的對立面去了。”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黨一再提出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但與某些希望中國共產黨轉向,搞西方那一套、全盤西化的企圖相反,中共十七大莊嚴宣告:“我們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不斷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持并豐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這就告訴我們,在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地制訂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方針政策時,必須放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必須放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

  第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繼續維護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所必須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的根本保證。鄧小平指出:“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總之,一個目標,就是要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不安定,政治動亂,就不可能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一切都談不上,治理國家,這是一個大道理,要管許多許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許有道理,但是沒有這個大道理就不行。”事實也證明,從“西單墻”到86年學潮再到89年政治風波,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是危害和破壞安定團結政治局面的重要根源,也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中共中央提出建設和諧社會后,社會上有一種觀點,把“和諧”和“矛盾”、“和合”和“斗爭”對立起來或割裂開來,要用所謂和合哲學來回避“矛盾”,取消“斗爭”,這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實際上是不利于和諧社會構建的。中共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公報》指出:“目前,我國社會總體上是和諧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人類社會總是在矛盾運動中發展進步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我們要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居安思危,深刻認識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科學分析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及其產生的原因,更加積極主動地正視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不斷地促進社會和諧”。這既是對我國社會文明建設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指明了正確方向,又深刻地提示我們,現實社會中外有西方戰略壓力和影響,內有主張自由化、私有化的勢力,以及兩極分化和腐敗等問題,如果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繼續保持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高度警惕,是不可能建立和諧社會的。

  中共十七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因此,作為鄧小平理論重要組成部分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不僅如此,中共十七大還強調提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始終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黨的基本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是實現科學發展的政治保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是我們黨、我們國家興旺發達和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生存發展的政治基石;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發展進步的活力源泉。要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這就告訴我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仍然具有鮮活的現實意義。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我們要牢記我國89風波和蘇聯解體的教訓,清醒地認識到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道路不是平坦的,自覺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保證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和健康發展。

  【作者:李強,原為《當代中國史研究》雜志社編輯,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雜志編輯部主任、信息情報研究院社會主義研究室副主任。摘自《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年第3期。】

(完)

透視西方民主真相、解讀新聞熱點事件、剖析輿情事態走向、更多精彩原創時評。
敬請關注西征網微信,掃描二維碼免費訂閱。

掃描加關注

責任編輯:主角

專欄推薦/

中共黨員。用事實說話,傳遞中國好聲音。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

《日本の恩公蔣介石》作者,人稱無風。無黨派人士,久經考驗的愛國主義青年。

中共黨員,大學本科學歷,全國優秀教師,網絡知名專欄作家、多家報刊雜志特邀評論員。

傳播精神文明正能量,鞭撻社會歪風邪氣,矢志不渝,拙筆不墜,愿以筆墨網絡奉獻社會。

2015年度全國“五個一百”網絡正能量榜樣。

西征熱門/

一號觀察/

軍事推薦/

熱門專題/

精彩視頻/

人民領袖

警惕!“兒童片”兒童不宜!惡搞經

哈桑阿巴斯-敘利亞之殤

今日中國,如您所愿

《輝煌中國》第一集 圓夢工程

軍品收藏/

用微信掃一掃

站長素材
两码中特是什么生肖 重庆时时下载 新人注册送的lg平台 时时彩玩法 红马计划下载 河北时时现场开奖结果查询 重庆时时现场开奖视频 极速飞艇计划软件 熊猫二人麻将技巧 2016欧洲杯赛事投注网 下载百万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