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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留法期間發表政論揭露美國的侵華政策
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懷著對真理的渴求,搭乘法國“波爾多斯”號郵輪赴歐洲勤工儉學,先后旅居英、法、德等國。
圖為周恩來(左一)與同學在倫敦合影

  1946年9月,周恩來在南京接受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李勃曼采訪時說:1920年去法國留學之前,“我已給國內報紙訂合同,給它做特約通訊員,所以在法國一面讀書,一面寫文章”。與周恩來“訂合同”讓其做“特約”撰稿人的,是天主教天津教區副主教雷鳴遠于1915年創辦的一份聲名、地位僅次于《大公報》的《益世報》。在五四愛國運動中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的周恩來,曾與《益世報》在宣傳上有過交往。1919年8月5日、6日,周恩來以筆名“飛飛”發表《評現今輿論界并問〈益世報〉》《再問〈益世報〉》時評,抨擊軍閥收買報社,批評天津《益世報》對《凡爾賽和約》簽字、山東戒嚴等重大事件“一字不提”,質問:“外交到這個時候,安福派鬧到這個樣子,我們還不趕快用我們輿論奮斗嗎?”盡管如此, 《益世報》仍十分欣賞周恩來的才華,特聘他為簽約撰稿人。

  “歷史是一面鏡子,它照亮現實,也照亮未來。”周恩來留學法國期間,以極其敏銳的洞察力,在天津《益世報》和在巴黎出版的《赤光》等報刊上發表11篇時政述評,揭露了美國及日本等帝國主義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對華“實行侵略”的種種政策。認真研讀后,深感以美國90多年前對華政策為歷史的“鏡子”,對于認清美國如今對華政策的本質與走向,具有極其重要的啟示意義。

  

  揭露美國主導華盛頓會議, 與日本密謀“ 摒棄不議” “ 山東問題” 及“二十一條” 問題

  對于美國,周恩來早有關注。1918年4月3日,他在日本留學期間曾致信南開留美同學馮文潛說:“左右居美,所得宏深,甚盼時有以示我,新思潮尤所切望。”1920年12月下旬,剛到法國留學的周恩來就為留法學界反對歐美國家“制造關于損害華人名譽畫片” (即電影) 的信上加按語,在《留美學生季報》1921年夏季第二號上發表,呼吁華人反對制造、播放“損害華人名譽畫片”,“凡我明達愛國之士,當隨時向各埠僑胞講演其利害,設法戒止,庶足消患于未萌也”。

  1921年7月中旬,周恩來在采寫《英帝國會議之內幕(一)》的時評時,獲悉美國總統哈定提議在華盛頓召開與中國及太平洋地區有關的國際會議(即華盛頓會議,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 的信息。于是,他就重點關注此事。

周恩來留法期間發表政論揭露美國的侵華政策
1966年6月, 周恩來出訪東歐

  為及時讓國內讀者了解美國主導召開的華盛頓會議在籌備協商階段對華政策的變化,周恩來于1921年7月21日采寫了《待開聲中之華盛頓會議》的述評,署名“恩來”,發表在1921年9月13日、14日的《益世報》上,把各有關與會國特別是美日交涉對華政策的重點內容告訴國內廣大讀者,“太平洋問題為美日爭議之所在”。

  “歐洲以外,東亞方面僅吾國及日本被邀與會。”“此兩國態度一急一緩,吾國得信即應曰可”,而日本“至14日始有一半接收,于太平洋及遠東問題,則故作嬌態,置諸不論。以視其半推半就之態度。夫太平洋及遠東問題中之關系于吾國者,吾本自有主權,何勞他人代議,特以積弱故,無法阻他人越俎代庖,然吾人殊不能置諸不問也。姑無論其為善意,為惡意,吾人茍得機與聞,總宜挺身而出,據理力爭。故今華盛頓會議之召集,吾國既被邀與會,接收之速乃為當然。唯吾人亦非無厚望于該會者,山東問題也,二十一條也,吾人以公理爭之于巴黎和會,竟不得其直,山東半島且遭強占之辱。國際聯盟開會已一年余,吾人以種種顧忌,遲遲未能提出,求諸公斷。今華盛頓會議于遠東及太平洋問題,固獨樹一幟,求諸國為之評解也。吾人以最有關系之國,提議問題中最有關系之方案,是非曲直,能否邀諸強贊助判斷,姑且不論;而吾人據理陳述,固吾人天職所許,正義所容”。

  但因對“太平洋及遠東問題”,“日本可謂曲盡騙誘之能事。緣太平洋及遠東問題,為日美問題中之最大關鍵。使日本明言反對討論此事,則華盛頓會議即無開議之必要。彼美總統之希望列強共同限制軍備,其最重要者實為海軍。英、美、日海軍之裁減,太平洋及遠東問題又實為先決之條件,日本雖愚,豈敢為此破壞會議之戎首?然彼又不甘于自投羅網也,乃以延宕之手段,不即不離,求其意中之收獲,以為此問題之交換條件。果也美人易欺,24日有一答復日本公文至東京,內容雖未能公布,據傳于外間之消息,實信有”。美國“答復日本公文”聲明三項之第二項是:“《凡爾賽和約》中已經解決之問題,如山東問題、西伯利亞問題及其他事項,會議中擬摒棄不議。”

  對“日本意中收獲實如愿以償”的答復,周恩來的述評一針見血地指出:“山東問題,雖經和約規定,吾國固無承認之表示,且有拒簽之舉,因此中日兩國對此問題無直接交涉之可能。日人雖曰易于直接磋商,吾人殆誓出反對。而今美總統一紙之回答,竟認為山東問題已規定于和約,會議中將摒不議,是直以日人之言為是,而以吾人之反對為非,慷他人之慨,以圖此會議之開成,進行之圓滿。”“會議尚未開也,其以主人自居之態度已竟如此,他日列強開幕論事,利害相關,秋波相送,豈尚有吾積弱之國發言地耶!此而不爭,時機又失,吾愛國之國人,對此問題將作何計?此實海外僑胞所極欲一知其究竟也。”

  周恩來這篇述評揭露美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巴黎和會開始,就與日本勾搭,以號稱“會議三巨頭”之一者,與英法一同支持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侵占的中國山東膠州灣的領土,以及那里的鐵路、礦產、海底電纜等,通通歸日本所有,支持日本侵略中國,以損害中國主權換取日本對美國的支持。這次美國主導華盛頓會議,在籌備階段就和日本暗中勾結繼續損害中國領土完整與國家主權的核心利益。

  揭露美國與日本狼狽為奸對中國實行“共管” 的侵略政策

  周恩來在密切關注由美國主導的華盛頓會議動向的過程中,從英國了解到美國與日本狼狽為奸炮制“共管”中國的侵略政策后,于1921年10月30日采寫了《大西洋上之太平洋問題》時評,署名“恩來”,發表在1921年12月16日、17日天津《益世報》上,其中有一節專談對中國“共管說盛倡美國之由來”,重點揭露這一侵略中國的“共管”說,起于日本,盛于美國,美日狼狽為奸,共同損害中國主權。

  對由美國主導的華盛頓會議,日本駐歐大使“負解釋東亞事務之責,凡日政府在東亞方面所施行之種種侵略政策,彼等無不為之隱瞞辯護。隱瞞辯護之不足,則必設詞污蔑他人,以證日本之所以如此,實由于情形之相迫。而尤各大使守此義不變,即日本旅歐‘臣民’,亦咸負有宣傳此種政策之使命,故旅歐日人,在歐洲社會間之交際,無不含有外交作用在內,其唯一之作用,尤為表白日本之苦衷及中國之貧弱”。

  日本駐英大使林權助在英國的一個公開活動是10月13日,在倫敦外國新聞記者午餐會上發表長篇演說,拉攏西方列強支持日本侵略中國,他說:“吾尤喜為指出者,即國際友誼信將增于美英之間,吾亦希冀吾所信此同樣之感情,將必有同時之轉移,發生于美日之間。關于中國問題,亦將在華盛頓討論,并加入其全權大使。唯其國內之紛爭,殊令人視之不勝遺憾。吾深信英、美、法、日皆與中國有直接關系者,茍能至一協定地步,并尋出某種共同根據,則其國內和平,始可重圖恢復。”他進一步煽動要對中國實行“共管”,說:“停止中國內爭,實為今日之必須。因其內爭,其國內一切活動都為停滯,無限之愁苦日益增加,且更將使歐洲全體在中國市場上之商業,受其戰爭之波及蒙極大之損失。”

  日本大使講話很長,周恩來概括其要點是:“第一,極力表示美日聯絡之可能;第二,宣傳中國內亂之危險;第三,禁止中國提出中日間一切交涉。”這一說法證明“八九月中共管說之盛傳于日本”。周恩來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以中國內亂作為對中國實行“共管”的借口,是一種賊喊捉賊的伎倆:“且中國之內亂,成于日本之十七八。日本一方于世界盡情宣傳中國內亂之危險,一方又竭力助中國內亂之延長,其用心之險,自無與比。其所以極力向世界宣傳者,重要意旨無非欲破壞中國在列強之信用,使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不得有所申訴。”美國和英國“共管中國,首重經濟,實則戰后亦唯有此經濟消長能致人死命,至于政治、軍事等,彼等皆認為是枝葉問題”。“現在所謂之共管,乃求進一步而獲有指揮中國財政之全權,爽直言之,便是共同管理中國財政。”

  

  進一步揭露美國對待中國和太平洋地區的外交政策

  在美國主導的華盛頓會議召開前夕,周恩來從英國了解到美日將把中國置于“似主似仆之間”的非平等地位,于1921年11月5日采寫了《大西洋上之太平洋會議觀(一)》的時政述評,署名“翔宇”,發表在1921年12月30日、31日的《益世報》上。

  這篇時政述評警示性地告訴中國國內讀者:“華盛頓會議中之主要角色,顯明于外者,為五大強國,究其實按題論人,尚有所謂等差在。”因“關系太平洋事務,美日為最要”,美國即與日本聯手,使“中國則又在似主似仆之間”的不平等地位。

  更具有科學預見性的是在90多年前,周恩來就揭露美國有戰略東移的狼子野心:美國拉攏英國“密謀召集華盛頓會議”,“嗣以美總統有利用此次會議為國際新聯合之用意,遂將全精神所貫注之太平洋問題移作附項,而以列強裁減軍備為號召。美總統此舉,原有彼之存心”。

  1921年11月8日,周恩來又采寫了《大西洋上之太平洋會議觀(二)》的時政述評,署名“翔宇”,發表在1922年1月10日、11日的《益世報》上,進一步揭露:“太平洋上之問題,在美政府視之,美日關系為最深;在英日兩政府視之,美、日、英三國都具有極關聯之情勢;而在吾人主觀論之,則三國所爭所引者,咸以吾國為對象,關系之深,問題之重,實以吾國為首,特吾人不能自決,乃任人處分。”“唯太平洋風波停矣,東亞之一片土,必轉至不復相安,均勢耶,共管耶,劃分耶,是皆為日美間恃以解決,彼此相持之要策。而與吾民族生存,無一不含有破壞關聯,是美日之間問題不定,吾人固已感受共同不安之痛苦,即幸運而定矣,其能與吾人以發展之機會,亦正難言。”進而敏銳地預料美國主導華盛頓會議的結果與巴黎和會的實質一樣:“觀之昔日巴黎和會,一列強分贓之會議也。今日之華盛頓會議,一斗角勾心之會議也。”所以在中日問題上,美國必然是偏袒日本,損害中國主權!

  揭露美國與英國“立在沖要地位”“協作” “共管中國” 的侵略政策美國主導的華盛頓會議后,周恩來雖然集中時間和精力忙于黨和團的思想與組織工作,卻繼續重視觀察和研究美、英、日等國的對華各種形式的侵略政策。當他和同期在歐洲留學的王若飛,獲悉美國與英國“立在沖要地位”“協作”“共管中國”的事實后,立即與王若飛合寫了《列強共管中國的步驟》的評論員文章,署名“飛飛”,發表在1924年2月1日出版的《赤光》雜志第1期上。

  文章開篇列舉事實說: 列強對華“繼海關共管、郵政代管、鹽稅共管之后,有鐵路共管、江河共管,不久將有無線電共管,最后共管財政一出,共管中國便完全成功了”。文章接著指出:“列強侵略中國的方法,自從華府會議后,劃分勢力范圍的主張已完全為利益均沾的說法戰勝,于是近兩年來表面上只見列強勢力一天比一天來得兇猛,而實際上是這種協奏曲的凱旋。”文章重點指出:“在協奏曲中,英美立在沖要地位,日本自是歐戰中趁火打劫后的失意人,但他也決不甘心,故退還青島使了種種手法,終得和北京政府結了個名還實不還的條約。”

  文章最后提醒海內外華人:“果然無線電的共管再圖成了,則海陸交通,重大財源,殆無一件事不為外國強盜盤踞及一旦新銀行團的借款再告成功,則全部共管之局即現。到那時共管中國的事實便由這先畫龍后點睛的手法中完全實現了。親愛的國人!尚想酣睡到幾何時啊?”

  

  揭露美國的所謂“對華善意” 的實質是“使美國在遠東所獲得的半殖民地——中國——壓服得更堅牢”

  根據美國在主導華盛頓會議后的對華侵略事實,周恩來撰寫了《華府會議后的美國帝國主義者》的時評,署名“翔宇”,發表在1924年2月15日出版的《赤光》雜志上。文章開頭就旗幟鮮明地說:“華府會議條約,是美帝國主義者打破了列強數十年來在中國所劃分勢力范圍的圈鎖,而走入共同侵略、利益均沾之途的一個勝利紀錄。在這個條約中,美國是處處占了上風,而且處處以國際共同行動來操縱一切。一年來,凡是稍能承認事實的國人,大都已領略夠了美帝國主義者所自炫的華府會議‘對華善意’了。但是我們要知道美國這種‘對華善意’也絕非自華府會議開始,在十幾年前,他也曾同各帝國主義者一樣地尋找他的勢力范圍,表示‘對華善意’。”

周恩來留法期間發表政論揭露美國的侵華政策
1970年夏, 毛澤東、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與工作人員合影

  接著文章用事實說明,“不信請看上月13日上海傳來的一則電訊:據日人方面消息,最近美國政府突然照會英、法、日三國,提議約定,對于中國海軍,各國勿單獨予以援助,遂發表前清時代之中美密約。此系前清政府派倫貝勒等赴美考察時,與當時美國國務卿諾克斯所訂之秘密條約。其中重要條款:(一)美國代中國建造軍艦;(二)美國代中國建造軍港;(三)美國盡力代中國養成海軍將士;(四)中國對于以上三項海軍振興事業不委托他國。其后中國革命,改為民國,此約遂無實施之可能。最近美國以華府減軍案成立,明知此等密約,目前無論如何無實施之望,于是決將此密約自行提出,與英、法、日各國政府商議,謂美國自愿拋棄此項權利,希望各國亦于某種時期內勿援助中國振興海軍”。

  時評對此事實深刻分析說:“在英、日、俄、德當年已劃定了勢力范圍之后,美國帝國主義者當然不得不著眼于扶助中國的軍備振興,因為那時的英日同盟正如日中天,遠東情勢逼得美國必須結好中國以自重。且代造海軍,又正好穩握中國軍事大權,此與退還庚子賠款,造就親美洋奴的辦法初無二致。但現在呢?現在華會條約既將列強勢力范圍打破,又將英日同盟取而代之,于是此秘密無可實施的專利條約,美國當然樂得公布取消,以與英、法、日各國商換更大的報酬。這報酬便是不許中國再興海軍,好使美國在遠東所獲得的半殖民地——中國——壓服得更堅牢點。”時評最后提醒,“國人們!記著:

  這便是美國帝國主義者前后所給予我們的‘對華善意’!”

  揭露美國借口“美政府為美國僑民起見”, “設法籌商對付” 中國“暴動革命的舉動” 的政策

  周恩來據上海1924年1月13日的一份電報,撰寫了《親美派的中國人,聽著!》的時評,以“飛飛”的筆名,發表在當年2月15日出版的《赤光》雜志第2期上。時評開頭摘要電報的重要內容:此間中外各報發表一封由美國寄來的信件,“系美國國務卿許氏所寫,寄與某共和黨員,托其轉遞在中國傳教士之親屬。該信大旨為:中國近日情狀,甚足使外人灰心。九國條約之成立,承認中國完全自主,外人因中國已有實力之政府,履行其對外之義務,故希望從此可大進步以分享在華權利。不料謀殺劫擄美人之案及其他華人對外不滿意之行動,層見疊出,足以證明中國內政之不明,官吏之不守法,危及在華外人性命權利。美政府為美國僑民起見及責任上,對于中國現在趨勢,實不能不設法籌商對付云云”。

  接著,周恩來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駁斥說:“本來,‘中國內政之不明,官吏之不守法’,全由列強故意認當道軍閥為‘中國已有實力之政府’,勾結其‘履行’外國強盜所認定的中國人應負的‘對外之義務’所致。因為列強和軍閥這樣勾結,民間的不安和不平遂處處爆發。人民謀自立急,軍閥予以摧殘也益甚,而列強更助軍閥張威,于是暴動革命的舉動自日益擴大。今美帝國主義者不自反省,反因其不安然‘分享在華權利’,而要‘設法籌商對付’。”

  在時評最后,周恩來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科學性預見、用畫龍點睛的妙筆警告美國人,鼓舞中國人說:“美帝國主義者啊!中國人非盡懦弱,終有一天會使你們看得見‘中國已有實力之政府’,到那時你們才能懂得甚么是你們的‘在華權利’!但同時我們也希望親美派的中國人玩味下美國國務卿這番教訓。”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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